走出五代：十世纪藩镇研究/新史学与多元对话系列 mobi 免费 在线 网盘 下载

“走出五代”是宋初政治体制调整的**关切，对藩镇的措置是其中重要一环。讨论宋初的藩镇政策，须回溯到唐末五代，将其置于整个十世纪的政治社会变动中进行理解。本书从“方镇为国”的视角探讨了五代王朝建国道路的异同，梳理了“藩镇州郡化”诸项措施的渊源流变，勾勒出“藩镇时代”的地方政治人群活动，重绘了十世纪藩镇的多重面向，藉此呈现宋初“走出五代”的历史过程，并就十世纪地方行政的调整对宋代乃至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意义做了回答。

目录

绪论1

一、问题缘起1

二、研究回顾5

三、本书结构10

章  方镇为国：建国道路的异同13

节  后梁建国之路13

第二节  后唐建国之路41

第三节  五代后期的政权嬗代63

第四节  政权更迭在地方的完成78

本章小结86

第二章  由藩而州：地方行政层级的调整89

节  唐后期五代的支郡专达91

第二节  道级方镇的瓦解114

第三节  宋代遥郡序列的形成134

本章小结155

第三章  缔造分权：州郡权力结构的变化157

节  知州制的实施过程157

第二节  宋代幕职州县官体系之形成187

第三节  宋初“制其钱谷”之背景及措施219

第四节  兵马都监的演进与地方武力的整合247

本章小结269

第四章  家族侧影：藩镇时代的地方政治人群273

节  京藩之间：张全义的洛阳经营与社会关系网络的展开273

第二节  地方士人活动诸层面：以柳开家族为线索301

本章小结325

结论327

引用书目339

本书各章节原刊情况353

后记355

图表目录

图1-1乾宁四年朱温势力范围19

图1-2天祐三年朱温势力范围21

图1-3天祐十九年李存勖势力范围46

图2-1并州蔡州进奏院印133

图4-1张全义家族、亲属关系图293

图4-2柳开家族世系图304

表1-1朱温属镇节帅、留后表（886—907）25

表1-2江北朱温附镇表（884—907）28

表1-3天祐十九年李存勖所辖州镇表45

表1-4李克用、李存勖属镇节帅表（883—923）51

表1-5李克用附镇表（885—901）59

表1-6李存勖附镇表（910—923）59

表2-1唐后期支郡公务上奏表98

表2-2贞明六年四月己亥制书所涉州郡情况表105

表2-3五代支郡刺史上奏表107

表2-4太平兴国二年所废方镇支郡表127

表3-1乾德元年荆湖州郡长官表175

表3-2乾德三年蜀地州郡长官表176

表3-3开宝四年两广州郡长官表176

表3-4开宝八年江南旧地州郡长官表177

表3-5太平兴国三年吴越旧地州郡长官表178

表3-6淮南15州知州制确立时间表181

表3-7关中14府州军知州制确立时间表181

表3-8河东8府州知州制确立时间表182

表3-9河南29州知州制确立时间表182

表3-10河北14府州知州制确立时间表182

表3-11五代藩镇州县官奏荐员额和资格表198

表3-12五代宋初幕职官的分野及其变化表202

表3-13《新唐书·百官志》所载方镇使府文职僚佐表213

表3-14少尹幕职官参选条件216

表3-15宋代幕职州县官四等七资表217

表4-1张全义家族、亲属、僚佐出土墓志表276

表4-2《河东先生集》所存柳氏家族、亲属墓志、行状表302

表4-3柳开仕宦履历表308

闫建飞，山东东明人，兰州大学历史学学士、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宋史，出版古籍整理《愧郯录》《宋代官箴书五种》，在《世界宗教研究》《文史》《文史哲》《中华文史论丛》《中山大学学报》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2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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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问题缘起

建隆元年（960）正月，宋代周而立。在后世看来，这是一个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割据局面、开创“太平盛世”的历史节点，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群心未尽归附，诸侯坐看兴亡”，是更真实的历史图景。对当时的统治集团来说，“走出五代”、避免成为第六代短命王朝，是迫切的历史任务，也是宋初政治体制调整的核心关切。

要想了解宋初如何“走出五代”，必须先“走进五代”，了解五代问题之所在。聂崇岐将五代政治大患归结为二：腹心之患的禁军和肢体之患的藩镇。不过，相比于宋初禁军问题的快速缓和，持续两百余年的藩镇问题给宋廷带来的压力更为持久，牵动面也更广。于鹤年甚至将中唐至宋初称为“一整个的藩镇时代”。他认为这一时期：

可称道的固然不仅有藩镇一件事，然而他总不失为重要者，因为政治的变革，宫庭的风潮，民族的兴衰，文化的递嬗，差不多都和他有关系。若以藩镇为这一时期历史的中心，是适当不过的。

因此，讨论宋初“走出五代”的历史过程，以藩镇为核心议题是十分合适的。

藩镇，或称“方镇”，在唐后期五代既可特指节度使，也可泛指包括州刺史在内的所有地方实权派，亦常指直属中央的节度使、观察使等连帅和直属州。本书主要指当时以节度、观察使为长官的集军政、民政、财政权力于一体的高层政区。其中节度使为军事使职，观察使为民政使职，藩镇统辖支郡的权力源于观察使，故节度使必兼观察使。唐后期的藩镇问题与安史之乱密切相关。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后，叛军很快攻占河北和洛阳、长安。为平定叛乱，玄宗幸蜀途中，于普安郡（剑州）发布诏书，将边地的节度使制度引入内地，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安史之乱被平定后，藩镇又成为唐廷心腹之患，尤以代、德、宪三朝与大河南北的藩镇冲突为剧烈。在应对藩镇挑战过程中，唐廷采取了许多措施，建中元年（780）的两税法、元和四年（809）的两税三分改革和元和十四年增加刺史军权的改革，经常被视为唐廷制衡藩镇的重要措施。经过肃、代、德、宪四朝的努力，唐廷逐步化解了安史之乱及其伴随的危机。凭借着对藩镇的整合与改造，以及江淮财赋的支持，安史之乱后唐朝维持了比之前更长的时间。

乾符元年（874），黄巢起义爆发，唐廷遭遇一场更严重的危机。与安史之乱主要波及北方不同，黄巢起义扰动区域遍及南北，不仅基本摧毁了唐王朝，也是藩镇发展史上的标志性事件。此前藩镇主要被视为地方高层政区，之后情况则大不相同。一方面，五代十国诸政权多由唐末藩镇发展而来，“方镇为国”是他们共同的建国道路，由此藩镇体制深深嵌入诸政权乃至宋初的政治体制之中；幕府僚佐也往往凭藉潜邸关系，一跃成为朝廷重臣，构成诸政权的核心决策层，与相对稳定的文官群体共同维系着五代政治的日常运转。另一方面，五代十国政权建立后，凭藉建国过程中形成的中央军事优势，沿着唐后期削藩的道路继续前进，使藩镇从统辖区域、行政层级、官员设置、权力结构等方面逐渐趋同于州郡，是为“藩镇州郡化”。可见，黄巢起义后是藩镇体制向上影响中央朝廷、向下改造州郡体制，从更深更广层面影响整个国家政治体制的历史阶段。

十世纪藩镇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中央层面的“方镇为国”，即五代十国诸政权是如何由唐末藩镇发展而来。在这一过程中，诸政权尤其是朱温、李存勖建国过程中如何控制辖下众多藩镇，建国之后藩镇体制对中央政治体制的影响、幕府僚佐化身朝廷重臣对朝廷人事体系的冲击等，都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二是作为高层政区藩镇本身的变化。十世纪地方行政层级调整的趋势，是从唐后期的道、州、县三级制，向宋初路、州、县三级制转变，这一过程包括道级方镇的消失和路级监司的兴起两个前后相继的阶段。宋代监司兴起后，从表面上看地方行政回归三级制，但宋代高层政区本身、高层政区与统县政区的关系，与唐后期相比都发生了质变。三是统县政区州郡的权力结构变化。州郡权力结构调整是十世纪地方行政关键的变化，也是藩镇州郡化的核心内容。藩镇州郡化并非是向唐前期州、县二级制下的州郡复归，而是向不断调整内部权力结构、确立起分权体制的宋代州郡迈进，终在刬平藩镇、调整州郡权力结构基础上建立起更高程度的中央集权。

不过，讨论十世纪藩镇，仅仅局限于制度的渊源流变是不够的，亦要关注与之相关的政治人群活动，他们是方镇为国和藩镇州郡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其中，节帅作为藩镇长官，地方士人作为幕府文职僚佐，是研究藩镇不可忽视的政治人群。他们的政治参与既关系到本镇治理、朝藩关系，也对其政治命运有决定性影响。对节帅而言，积极参与还是抗拒藩镇州郡化进程；对地方士人而言，入仕还是归隐，盘桓幕府还是任职中央州县，入幕之后是自结府主还是主动向中央靠拢：既是个人选择，也受制于时势。通过观察他们的政治活动和应对策略，有助于我们理解时代变迁和制度转换对政治人群的切身影响，也可以从纵深层面理解藩镇体制带给当时国家和社会的深刻烙印，是藩镇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

本书的研究时段为十世纪，起于黄巢起义爆发的乾符元年（874），这主要源于该事件对唐末五代历史和藩镇的巨大影响；终于宋太宗去世的至道三年（997）。需要指出的是，就藩镇问题而言，宋初的标志性事件是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下诏废藩镇支郡，但废支郡后，州郡权力结构调整和藩镇州郡化进程尚未完成，直到宋太宗去世后，知州制取代刺史制，这一进程方告结束。

本书的研究区域为北方，这是由“走出五代”的主题决定的。北宋的政权基盘来自五代，宋初政策调整的重点也在“旧疆”而非“新土”，选择北方作为研究区域，是题中应有之义。与南方相比，十世纪北方的政治变动更剧烈，面临的情势更复杂，藩镇体制的影响更深，藩镇州郡化推进的难度更大，将研究区域放在北方，更有利于展现这一历史进程的复杂性以及不同政治势力的博弈过程。所谓北方，即五代封疆的大致范围，可分为河南、河北、河东、关中、淮南五个区域。河南地区指五代政权统治的黄河以南、潼关以东地区，相当于唐贞观河南道以及开元山南东道、淮南道部分地区。河东、河北地区即唐开元河东、河北道在五代封疆之内的部分，考虑到唐末特殊的政治军事格局，河东地区还包括属于关内道的振武、天德两镇，不包括黄河以南的虢州。关中地区即潼关以西的五代封疆。淮南地区即后周世宗所取淮南十四州。

从长时段来看，十世纪的方镇为国和藩镇州郡化都在唐后期藩镇问题的延长线上，五代宋初政权同样要回应如何解决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问题。方镇为国重建了中央集权和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是五代王朝顺利推行藩镇州郡化措施的基础；藩镇州郡化则使藩镇实力不断被削弱，藩镇问题逐渐成为肢体之患：二者共同助推着藩镇问题的解决。不同之处在于，由于唐后期中央集权的衰落，朝廷无力消灭所有叛藩，其藩镇政策追求的目标并非瓦解藩镇，而是藩镇承认唐廷统治前提下朝藩关系的相对稳定。五代宋初则不然，随着朝廷的强势，其藩镇政策目标逐步转变为彻底废除藩镇体制，持续两百余年的藩镇问题也终得到解决。藩镇问题解决后，藩镇州郡化的诸多措施和精神原则仍得以延续，持续影响着宋代乃至后世的地方行政体制。

二、研究回顾

目前学术界对十世纪藩镇的研究已有比较深的积累。以下将分藩镇、政治人群两个方面，对与本书主旨相关者做一简要归纳。

藩镇问题一直是唐史研究的热点之一，学界已有不少总结，对其研究模式也有反思。日本学者高濑奈津子将藩镇研究分为两部分，一是藩镇的权力构造研究，二是藩镇辟召制和幕职官研究。二者之中，藩镇的权力构造更能揭示藩镇问题的核心，辟召制和幕职官事实上也属于藩镇权力构造的一部分。高濑奈津子将藩镇的权力构造进一步划分为藩镇与中央的关系（朝藩关系）、藩镇的军事构造两部分。前者属于藩镇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后者属于藩镇内部的权力结构。受此启发，本书按照内外之别，将藩镇研究分为藩镇与中央的关系、藩镇内部的权力构造两部分，军事构造、辟召制、幕职官均可纳入后者范畴。

　　朝藩关系历来是藩镇研究的重点，成果丰硕，其中从朝廷削藩角度论述者多。学者们或着眼于五代宋初朝廷的整体削藩措置，或聚焦于某一具体政策如监军制度等。总的来看，五代宋初的削藩研究中，学者多采取列举式论证，且重复研究较多，对朝藩关系在不同阶段的发展、不同区域的差异缺乏应有的关注。五代与宋初的研究壁垒也未完全打破。近年来，学者们从不同层面多次强调唐末五代宋初是一个完整的研究单元，讨论宋初藩镇也应从唐末五代谈起，只是相关研究较少往前追溯，不少议题尚有推进的余地。

朝藩关系并非仅仅包含二者的对立面（削藩和叛乱），藩镇体制对中央乃至整个政治体制的影响也是重要方面。藩镇问题的解决，也有赖于对藩镇体制的消化吸收。正如邓小南所言：“对于中央与地方关系问题的逐步理顺，并不完全是由于五代的统治者成功地压制了强藩、彻底地摒弃了藩镇制度，而恰是因为他们消化吸纳了发展至此时的地方制度中的许多创获，从而生发出富于活力而应变有效的新机制。”这方面研究是五代宋初朝藩关系的重要内容。周藤吉之、王赓武、日野开三郎对五代政权与藩镇体制的继承关系有比较全面的论述，其中禁军与藩镇军制的关系，尤其引人注目，产生了一批有分量的成果。

相对于唐后期藩镇内部军事结构、辟召制、幕职官研究的丰厚成果，十世纪藩镇的相关研究相对单薄。对藩镇牙军的研究，多集中在后梁、后唐和其他政权建国前的牙军部队，其实是禁军前史的一部分。幕职官方面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宋代幕职州县官体系的形成过程。

　　总的来说，十世纪藩镇研究成果不论数量还是质量都无法与唐后期相提并论，二者关注的问题亦各有偏重。唐后期藩镇研究中学者们讨论的很多重要问题，在十世纪藩镇研究中则隐而不彰。如“胡化说”，自陈寅恪以来就是分析安史之乱、唐后期藩镇问题的重要视角，但在十世纪藩镇研究中，除了对入主中原的沙陀和西夏前身的党项关注较多外，其他部族如突厥、粟特、回鹘等已较少进入藩镇研究者视野。这固然与学者关注重点的转移有关，但也反映出十世纪民族融合进入新阶段，“胡/汉”语境的消解。在十世纪藩镇研究中，既要关注这一时期藩镇发展的新特点，也要注意到相比唐后期藩镇“无”的层面，才能更好地把握藩镇问题的脉络和走向。

在中国传统官僚群体分类中，文武是常见的分类方法。唐末五代宋初的文武群体有不少研究，关注的问题包括文武群体的构成和文武关系两个方面。就前者来说，学者们讨论了五代宋初来自河南、河北、河东、关内的文武官员数量、出身之不同及变化。同时学者们注意到，五代政权频繁更迭之下，文武官员历仕多朝的比例很高，文臣群体的相对稳定支撑起五代政权的延续。时代乱离和“武夫当政”之下，士人在入仕与归隐之间的抉择及出仕观念，也吸引了不少学者关注。就文武关系而言，容易注意到的是五代宋初文武隔绝、对立，乃至敌视的现象。不过学者们的研究指出，五代激荡的时代环境，促使文武群体之间接触、沟通增多，双方既相互排抑制约，又相互依存补充，在特定条件下相互参与着对方特质的塑造和改变。正如邓小南所提示和示范的，对文武群体和文武关系的讨论，一方面要注意到文武群体内部家世背景、出身途径及个人资质等的差异，另一方面要将文武关系嵌入当时的政权内部权力结构，才能更好地把握文武关系变动的实质。

三、本书结构

十世纪藩镇的变化包括方镇为国和藩镇州郡化两个方面，前者为朝廷层面，后者包括高层政区和州郡层面，加上相关政治人群活动，本书共分四章。

章从方镇为国的角度讨论五代北宋王朝的建国道路。五代十国诸政权多由唐末藩镇发展而来，后梁、后唐是方镇为国的典型案例。方镇为国过程中，朱温、李存勖如何在唐朝藩镇体制下，控制辖下藩镇，并从中发展出集权体制，建立新朝，是本章的核心关注。后晋、后汉的建立与契丹经略中原密不可分，后周、北宋的建立则是禁军崛起的结果。从表面来看，后晋以降诸政权的建国道路与后梁、后唐差异明显，并不属于方镇为国。但后晋、后汉均由河东藩镇发展而来，禁军崛起是藩镇军队禁军化的结果，诸政权的政治、军事、财政、人事等同样受到方镇为国的深刻影响，仍然在方镇为国的延长线上。

第二章以朝廷、藩镇、州三者的关系为核心，讨论地方行政层级的调整。唐后期地方行政是道、州、县三级制，藩镇州郡化表现在行政层级上，主要指削除藩镇一级。从这个角度来说，支郡专达、裂地分镇、直属州是藩镇州郡化的重要措施。本章主要追踪这些措施的实施情况，呈现不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差异，展现藩镇层级消亡的历史过程，同时比较唐后期道、州、县三级制与北宋路、州、县三级制下，高层政区及其与统县政区关系的差别。藩镇瓦解后，原来的节度使、刺史等阶衔继续存在，形成宋代的正任、遥郡序列。本章重点将讨论遥郡序列的形成过程。

第三章从分权的角度探讨州郡权力结构的调整，这是藩镇州郡化的核心内容。随着藩镇州郡化，州郡权力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五代宋初的朝廷通过削藩，使藩镇逐渐趋同于州郡，但州郡本身的权力结构也在不断变化，从唐后期由刺史掌握军政、民政权力的集权体制，逐渐过渡到宋初以知州掌民政，通判为其贰，兵马都监掌军事，监当官管榷税的分权体制。这一转变过程，本章将从知州制取代刺史制、宋代幕职州县官体系之形成、宋初“制其钱谷”的背景及措施、兵马都监演进与地方武力整合四个方面进行讨论。

第四章希望以节帅和地方士人为核心，讨论藩镇时代的地方政治人群活动，动态观察方镇为国和藩镇州郡化对地方政治人群的影响。节帅选择张全义洛阳经营为个案。张全义活跃于唐末五代前期，是方镇为国和藩镇州郡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治下的洛阳多次经历京城与藩镇治州的转变。从洛阳经营个案中，我们既能观察到京藩交错给都城建设的影响，也注意到京藩二重底色对张全义个人的仕宦与婚姻网络、社会关系等的影响。地方士人活动则以柳开家族为线索进行观察。柳开家族主要活跃于五代后期宋初，属于中下层士人，是藩镇州郡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柳氏家族成员在任职藩镇幕府还是朝廷州县之间的变化，仕宦区域的变动，对科举入仕的态度，都与藩镇州郡化进程密切相关。

十世纪藩镇的变化对宋代地方行政制度有何影响？在中国地方行政制度演进中处于怎样的位置？是本书后想回答的问题。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书征引文献，仅在首次注明全部信息，再次征引则省略译者、出版社、出版时间地点等。征引文献均见于后的引用书目，以备查考。在使用直接引文时，凡更正原文错误者，以“（误）〔正〕”的形式；补充解释者，加（）；引文中原有注释，以（原注：）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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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本书是探讨宋初政治关键问题的前沿著作；

2.本书是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新前沿著作。

书籍介绍

“走出五代”是宋初政治体制调整的核心关切，对藩镇的措置是其中重要一环。讨论宋初的藩镇政策，须回溯到唐末五代，将其置于整个十世纪的政治社会变动中进行理解。本书从“方镇为国”的视角探讨了五代王朝建国道路的异同，梳理了“藩镇州郡化”诸项措施的渊源流变，勾勒出“藩镇时代”的地方政治人群活动，重绘了十世纪藩镇的多重面向，藉此呈现宋初“走出五代”的历史过程，并就十世纪地方行政的调整对宋代乃至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制度的意义做了回答。

• 作者： 千灵2 发布时间：2023-07-29 09:00:43

  P80第三段倒数第2、3行，“魏博节度是范延光”应为“魏博节度使范延光”。P244第一段第3行，“组织州军上供”应为“组织州郡上供”。

• 作者： 三少目 发布时间：2023-08-06 23:35:48

  没想到，真的存在学术的门户之分，这么明显这么刺眼。

• 作者： 时光之城 发布时间：2024-04-09 14:00:13

  不值一读。不过是描述了一遍唐后期到五代宋初期间的央地关系、官吏官阶等的演变过程，根本没有从唐末藩镇到五代更替再转向北宋一统的内在缘由、逻辑分析，叫唐末五代演变历程还可，叫走出五代 ，却是言过其实，徒有其表了。寻章摘句费不少苦工，为后来人研究史识、历史发展逻辑也算是个基础吧

• 作者： 知者樂 发布时间：2023-06-03 19:51:17

  我导威武！

• 作者： 熯宋 发布时间：2023-06-03 19:48:23

  我导的书！

• 十世纪藩镇全貌

  作者：格野 发布时间：2023-06-10 09:25:18

  五代十国时期是历史上大混乱、分裂割据的时期，由五代到宋，完成了统一。所以想要了解宋初时期的各项政治体制调整的相关核心问题，必须回到五代。对于宋初的藩镇政策，必须追溯十世纪当时的政治社会变迁，从而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宋初会采取这样的藩镇政策。

  作者在书中的序论谈到十世纪藩镇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中央层面的“方镇为国”，即五代十国诸政权是如何由唐末藩镇发展而来。二是作为高层政区藩镇本身的变化。十世纪地方行政层级调整的趋势，是从唐后期的道、州、县三级制，向宋初路、州、县三级制转变。三是统县政区州郡的权力结构变化。州郡权力结构调整是十世纪地方行政最关键的变化，也是藩镇州郡化的核心内容。本书不仅仅从这三个层面进行研究和探讨，还关注当时相关的政治人群活动，他们是方镇为国和藩镇州郡化的参与者和见证者。通过对他们的观察理解时代变迁与政治制度转换的关系，也可以帮助我们感悟藩镇体制对当时国家和社会的影响。

  本书首先从方镇为国的角度讨论五代北宋王朝的建国道路，以后梁、后唐这两个方镇为国的典型案例，让我们了解方镇为国过程中，统治者是如何控制辖下藩镇，并从中发展出集权体制从而建立新的王朝。

  然后又以朝廷、藩镇、州三者的关系为核心，讨论地方行政层级的调整。从唐后期地方行政是道、州、县三级制到北宋路、州、县三级制的转变，重点讲述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形成的遥郡序列与政治统治的关系。同时从分权的角度探讨州郡权力结构的调整，阐述藩镇州郡化的核心，从中我们可以对知州制取代刺史制、宋代幕职州县官体系之形成、宋初“制其钱谷”的背景及措施等有更深的了解。

  最后通过节帅张全义洛阳经营的案例和地方士人柳开家族成员任职的变化，探讨藩镇时代的地方政治人群活动，从中得以窥视方镇为国和藩镇州郡化对地方政治人群的影响。

  本书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十世纪藩镇的全貌，让我们对藩镇问题有了更深的认识，同时也知道藩镇州郡化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在中国地方行政体制从集权到分权的转折影响深远。

  

  

  

• 制度变革的“游戏”：藩镇、政治文化与权力结构

  作者：五月阿隆 发布时间：2023-07-03 22:35:33

  提到制度，我们往往会认为它具有超越性的本体意义，具有强烈的稳定性，制度与具体的事和人之间是分离的，同时又在具体的事件/人之上，可以带来正向或负向的变革性力量；而在古人眼中，“制度”的含义往往与我们当下所理解的含义相悖，制度源于“故事”，无论是具有大道性质的圣人创制，还是一朝的治国方略、短时段的权衡之策，本身都和事/人绑定在一起，由于事/人的不断变化，具体的制度往往是在其中不断更化的，也让制度具有了事的特点。被认为是第一部政治制度史的《通典》，杜佑在自序中说的很清楚

  所纂《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

  也就是说，制度从来都是人经世致用的工具，是“故事”的集合。真正的制度，不是高高在上的形而上学，而是具有生命力的“活物”，正如邓小南在2003年提出的“活的制度史”概念，只有在人与事的不断互动中，我们才能在任何时候的行政条文中理解真正的制度。因此梳理制度史，正是一场“游戏”，一场不断与人和事件交互的游戏，在这期间我们才能管窥制度的全貌，而非拘泥于那些干瘪的制度条文。邓小南在《走向“活”的制度史——以宋代官僚政治制度史研究为例的点滴思考》一文中强调

  所谓“活”的制度史，不仅是指生动活泼的写作方式，而首先是指一种从现实出发，注重发展变迁、注重相互关系的研究范式。官僚政治制度不是静止的政府型态与组织法，制度的形成及运行本身是一动态的历史过程，有“运作”、有“过程”才有“制度”，不处于运作过程之中也就无所谓“制度”。

  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在动态中把握制度。很多我们认为成为定法的制度，不仅自身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变化，在它形成为“定法”的过程中，也是不同的制度不断累加的成果。就如同每一个当下的人，他的主体性是由他从小到大所有的经历层累而成一样，制度也是如此。制度本身是有生命的，有它的节奏、韵律，历经形成、生长、发展，可能不断完善，也可能走向衰亡。那么在制度史的研究中，不仅仅要关注到动态的一面，更要看到在这个动态过程中，“故事”的累积带来的制度的变异或累积，看到制度本身的可能走向。

  闫建飞的《走出五代：十世纪藩镇研究》正是这样一部作品，由唐制到宋制的演变一直是中国史研究的重点，这种转变追根溯源可至安史之乱后的变革，但最为剧烈的变动无疑起源于黄巢起义后的晚唐和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如果从“唐宋变革论”的整体性视角，展开立论，往往会在冗杂的各种变化下目不暇接，而通过藩镇研究这个抓手，《走出五代》可以很好地进入到地方制度演变的脉络中，同时把传统中五代历史纷乱暴力的印象转化为一条明确的历史主线。相较于魏晋南北朝至于隋唐历史线索的复杂，五代至宋的制度史视角基本是固定的，北朝出口论和南朝出口论在这里不会演化为五代出口论或十国出口论的视角差异，因此五代的制度史重视的是脉络的梳理和体现其唐宋之间的中间性，闫书做到的就是这一点。遍翻唐宋史料及文人笔记，我们会发现大量对于央地关系、藩镇利害的评价性叙述，这些史料可以不断勾勒出藩镇制度变化的积累性因素，以藩镇为抓手，五代以地方分权制衡、中央集权的制度脉络若隐若现，制度生长的积累性过程、承袭性谱系成为了闫著的核心。

  后梁、后唐两朝为核心的开国史梳理展现由藩镇成为王朝的历史模式，闫建飞概括为“方镇为国”。这种模式实际上是中晚唐藩镇问题的延续，本质上朱温和李克用、李存勖父子的起家都是黄巢起义的产物。由于黄巢起义带来的平叛需要以及黄巢势力对中原政治结构的破坏，唐廷维持的藩镇制衡体系被彻底打破，在节度使任免权、两税法（留州、送使、上供的三分）财政体制、神策军（即禁军）对藩镇军事力量的优势等基本趋于崩溃，地方藩镇势力至此进入狂飙突进状态，朱温和李氏父子依托于宣武（掌握漕运）和河东两大藩镇次第崛起。但在央地关系中，后梁模式和河东模式有着显著的变化，而这种变化就在于对于藩镇政治文化的相同理解下，故事的不同导致制度的差异。对于朱温而言，在群雄逐鹿的河南，他更早的意识到了藩镇存在对于权力本身的挑战，通过直辖镇、属镇、附镇创立的权力圈层结构只是中晚唐藩镇制衡的延续（对中晚唐而言虽然没有直辖镇的概念，但江南、剑南、河南、河东、关中藩镇实际上是属镇，河朔藩镇为事实上的附镇），并不能走出去中心化的王朝权力模式。朱温建立了一套以宣武、天平、宣义、护国四直辖镇为核心的军事体制，通过不断将属镇兵权回收建立强大的中央禁军，以中御边，同时剥夺藩镇的人事任免权，将藩镇内的支郡逐步与节度使脱钩，来建立一套以自己为绝对权力核心的央地体制。虽然频仍的战争让朱温不得不以自己权力集团内的军事将领封为节度使，但他本身所具有的个人魅力和权威却可以压制住藩镇的权力欲望。朱温死后，这套体制伴随着后梁不断的宫廷动乱摇摇欲坠，梁末帝时由于削弱魏博导致魏博反叛加入李氏父子的河东集团，双方权利失衡，以致后梁灭国。李氏父子作为沙陀人，部落政治的传统让他们的权力一开始就带有春秋霸主式的弱权力光环，收养假子统合政治势力是一例，允许藩镇将领终身任职使藩镇呈现私有化特征的过程又是一例，当后唐建国，李存勖的身份从“藩镇霸主”转为集权皇帝，势必要走向和梁一样的路径才能让自己走出藩镇，于是闫建飞又勾勒出了一个与传统史料不同的李存勖，聚敛实为将藩镇财富变为中央财政，好大喜功的军事政策实为吸纳方镇兵为禁军，而宠幸伶人、杀郭崇韬二史事也必须放在压制藩镇武人集团的背景下加以理解。河东模式转化为后梁模式在整个五代历史并未褪去晚唐特性的背景下依旧重蹈了后梁的覆辙，而大规模吸纳方镇兵也将方镇兵与地域长期结合的下骄横的惯习加以吸收，当他们来到中央失去了在地方时的经济基础，就极易产生动乱，最终兴教门之变的爆发使李存勖最终死于自己的改革，并开启了五代开始的禁军问题旋涡。

  可以说，后梁后唐二朝与唐代积弊最为猛烈的碰撞时期，结局也是最为暴烈的时期。后梁的灭亡和李存勖的暴死，实际上都是新制度出现之前的累积，作为解决问题的先行者必然会面对旧有制度累积下的最大反噬，这一特点导致在制度史的脉络梳理中，制度的不断反覆会成为制度变革的日常状态。与长期视角下政治制度的稳定性相比，短期内政治势力的变动往往更为频繁，前者可以用“百代皆行秦政制”或“两千年一贯制”来一以贯之，或者虽有变态、异动，但在不断的反覆过程中仍存在一个延续性很强、称为日常统治史意义下的核心；而后者代表随着政治势力进入制度史观的观察范畴，短时段的制度史取向成为了必然，制度也就必须与事/人结合才能体现出它的意义。闫建飞通过对后梁后唐两代旧有史料的重新梳理，勾勒出了解决藩镇问题初期制度的碰撞，为之后具体解释政策内涵打下了框架。

  在二三章的内容中，不同于第一章着力将五代初期与唐代特征的连接，闫建飞将笔墨集中在了五代到宋的制度性积累上。虽然梁唐两朝的央地关系调整以惨烈的结果告终，但仍然极大的削弱了藩镇势力，后晋一代虽因称臣、割地于契丹而立国不正，对地方藩镇往往只能行姑息之政，但藩镇“反者六起”却依旧能被中央快速平定，已经显示出央地力量对比的转化，同时还能彻底解决魏博为首的河北藩镇问题。闫建飞迅速从缩小藩镇规模和收归藩镇幕职官员任免权的推进中认识到藩镇州郡化的进程，这一进程也带来了节度使、观察使等已经正官化的使职开始阶官化，州郡权力结构随着中央租庸使的进入控制租税和征税权、都监体制对地方剩余军事力量（大部分军事力量已被禁军化）的监督，打破了自汉唐以来地方刺史集大权于一身的一元体制，地方分权已初具规模。闫建飞把握住了这些五代政策鲜明的宋制特征，宋代知州制的铺开，地方仓、漕、宪、帅的四司分权，使职阶官化（尤其是遥郡）的官制，之前股下财归三司的计相体制都已经找到了五代的制度积累脉络，甚至是央地关系调整导致的问题——冗官（与幕职除授、阶官化相关）、冗兵（禁军化政策导致大量地方势力以纳入军队的形式解决）、冗费（财政大量被用于养兵养官）、地方失去能动性与活力——都成为了从五代开始积累的因。

  除了由事/人与变化中的制度不断互动的梳理，闫建飞还着力讨论了与制度紧密连接的政治文化观念的变革。第一章关于后晋河东节度使安重荣“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耳”这一代表五代时代特征的概括所体现的政治文化新解将禁军崛起和契丹干预中原政治的时代特征进行了深描；第四章对于柳开家族的分析展现在央地关系调整过程中五代士人对于重文轻武的认知，把藩镇幕职重新看做在朝廷任职后的次选展现的淋漓尽致，这种士人文化也最终形塑了宋代的士人文化。这些政治观念体现出的连续性谱系也与制度的积累相辅相成。

  近些年来，相较于古代史研究中某些领域的“大热”，中晚唐至宋之前研究近年来颇显沉寂，这是由于新史料的相对匮乏导致诸多领域的问题研究显得题无剩义。然而，对传统史料和部分早已出土的“新史料”（如墓志）进行多领域的再解读实际上成为了这一时期历史研究的出口，正如阎步克在《服周之冕——〈周礼〉六冕礼制的兴衰变异》一书附记中所言：

  从“政治史主体”的立场观察，有血有肉的人的活动才是历史，人的思想言行、人与人的关系，集团、事件和冲突，才是历史的中心。而在“制度史主体”的目光中，人的活动也好，政治事件也好，它们都发生在一个结构之中。宛如湖面上的一场风波，政治史把它刻画得栩栩如生；但制度史关心的，却是湖泊的水文、地质、气象问题。

  用制度史的视角发现就有史料事/人背后的制度脉络，政治文化变迁成为了中晚唐至宋之前诸多新史学研究的法宝。《走出五代》被纳入新史学书系，就在于对传统史料结构性透视下的制度史书写。我们在作者的论述谱系中看到了在五代历史中诸多曾经不明意义的历史事件，以及对旧观点的突破，这些创见贯穿起来，体现了制度路径下五代历史研究所呈现出的颇为不同的一种面貌，这是一部既有总结性又有开拓性的著作。同时，藩镇研究本身又有极强的现代意义，日本学者对于藩镇研究往往带有对日本中世历史封建贵族制的投射，台湾学者注重藩镇研究中的边缘意识，尤其是对于昭义、河朔三镇的研究，带有对边缘及边缘所具有的次级中心概念的投射，而大陆学者则往往重视中央与藩镇之间关系的动态把握当中，对现代的不同理解，就会带来不同的视角，《走出五代》背后存在的现实关怀仍是本书背后的另一种深层结构。

  由于作者本身在宋史研究中着墨颇深，参考文献和注释提出了诸多基于五代以来制度脉络制度积累的文献，而对中晚唐对于五代的制度积累着墨较少，更多是以一个产生问题的视角来审视中晚唐，在这里做一个基于个人阅读经验的简略文献补充，每个问题方向只提一两本新近著作。关于藩镇问题的连贯性叙述，可以参考李碧研《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主要着墨于安史乱后代、德、宪三代的藩镇政策再构建及其互动）；关于禁军问题和宦官问题的唐代制度积累，可参看黄楼《神策军与中晚唐宦官政治》；关于中晚唐到五代政治文化的叙述，可参考仇鹿鸣《长安与河北之间：中晚唐的政治与文化》（第四章、第五章与第七章）、陆扬《清流文化与唐帝国》（《论冯道的生涯》、《唐代的清流文化》、《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三篇文章）、张天虹《中晚唐五代的河朔藩镇与社会流动》（第六章《书剑双美》）。

  附 个人对中晚唐解决藩镇问题的制度性尝试的总结

  安史之乱后全国范围内普遍设藩，河朔藩镇地位的确立实际完成于代宗时期，为了迅速平定安史之乱，肃宗后期和代宗时期，从对于“贰臣”、“叛臣”采取极为严酷的惩罚措施，走向了相对务实的宽容态度，如安禄山的重要谋士严庄，在郭子仪收复两京后投降，被授予从三品司农卿并授予铁券。而在河朔，由于史思明本身出身低微，再加上史朝清、史朝义的内部倾轧，尤其在史朝义弑父上台后，河朔诸将并不认可史朝义，这也给了唐廷分化之机，在平定史朝义的过程中，河朔诸将开始时普遍怀有阴持两端的态度，既不配合唐廷也不配合史朝义，而在史朝义屡败之后才开始主动配合唐廷，如田承嗣献史朝义家眷。对于河朔降将，代宗更是以优待的态度对之，以求迅速平息战事。

  代宗时期没有办法在平定史朝义后一鼓作气，彻底平定河朔，当我们需要将目光放向外部时就知晓了原因。由于平叛，关中军队大量由鱼朝恩率领东出入陕州参与收复洛阳，尤其是射生军和神策军。长安空虚之下，吐蕃于广德元年十月竟兵入长安，此后双方战线从灵州到邠州、凤翔几乎全面开战，在吐蕃炽盛，西北军事压力极大的情况下，代宗不可能有任何精力去掀起收复河朔的战争（中晚唐的中央没有能力同时对内对外进行积极进取的态度，如德宗建中削藩，也是在通过和吐蕃达成和平，甚至订立清水会盟的产物，元和中兴也是在对蕃关系基本和平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的），如果没有吐蕃，也许中晚唐的河朔就有不一样的归属。所以，代宗在平定安史乱后，对于河朔现状的认可是唯一可以做出的选择。而由于薛嵩之死，大历十年开始的相卫继承战争，朝廷的失败，代宗赦免田承嗣更是为河朔藩镇体系的现状做了背书。

  再看西北藩镇。西北藩镇的设立再次回到吐蕃问题上，吐蕃退出长安后代宗重回长安，其最重要的任务就是重建关中地区的军事防御体系，此处列举三条时间线即可明白：

  广德二年九月，以心腹大将李抱玉转为凤翔节度，将久经沙场泽璐兵引入凤翔，与此前以朔方军为主邠宁形成防御体系，这两只军队都是当时除河朔军队外最有战斗力的军队；

  大历三年，在元载建议下设立泾原节度使，以安西北庭行营军队入驻。

  大历三年至大历五年，在元载主持下，神策军第一次外镇（期间李抱玉短暂移镇山南东以配合神策外镇，陕州刺史皇甫温为凤翔节度，将陕州兵代入凤翔转为神策），包含麟游、普润、好畤、兴平、武功、扶风、天兴七镇。

  也就是说，代宗极力加强京西地区的防御，不仅没有改变关中藩镇化的格局，反而在不断推动关中地区的藩镇化进程，但也会伴随着对藩镇主导军事力量构成的调整（关于神策与京西北的制衡之后会讲到）。总而言之，藩镇-节度使制度在对外战争的高效率，使关中地区的藩镇化也不可避免，这也是吐蕃对于唐地方构建的又一重要影响。

  再看河南藩镇。河南藩镇的形成实际上是安史平乱过程中不断形成的产物，带有安史集团背景的降将在中后期与朔方军一道成为平乱主力，河南地区作为主战场，是他们大展身手的舞台。能元皓、侯希逸、田神功、李忠臣（董秦）等有安史背景的人物及其军队（其中田神功有陷伪经历，其他三人皆为河朔投唐将领）皆是李光弼用兵河南的主力，在战争中已经陆续被封为节度使，可以说在平叛战争中就已经逐渐形成了河南地区的藩镇化。在广德二年李光弼死后，河南地区已经形成了汴宋（田神功）、淄青（李正己）、淮西（李忠臣）三镇为主的藩镇体系，三镇长官皆是安史背景。所以，河南藩镇与其说是唐中央的主动设立，不如说是战争的衍生产物，唐中央没有设与不设的政治权力，只有认同现状的选择，因此永泰元年淄青驱逐侯希逸立李正己，大历八年田神功死，其弟田神玉自立为留后，大历十四年李希烈驱逐李忠臣为淮西留后，代宗都给予默认。那么唐是否可以选择武力平定河南，让其不再藩镇化？这就会回到类似于河北藩镇的困境，甚至后果更为严重。在战后河南藩镇实力不弱于河朔，且藩镇长官均为平叛的功勋，打击河南藩镇会引起其他功勋藩镇的连锁反应，同时安史背景使征伐河南易使河北、河南合流，这一点在大历十一年汴宋李灵曜叛乱中已经得到了清晰的体现，吐蕃的威胁依旧存在的情况下，武力去除河南藩镇无异于自杀。同时从财政的角度，河南地区控扼着漕运，征伐河南带来的漕运断绝是唐不可承受之代价，这在德宗建中之乱时李正己、李希烈断漕运时长安的困厄已经得到证明。正因如此，大历八年河南另一藩镇滑毫节度使令狐彰死前主动将士兵甲籍上朝廷，交还节度使认命之权才会使得中央“当时在位者闻之，无不感叹”，这进一步说明了当时对于河南藩镇设与不设并非由中央决定，在这样的情况下顺其自然，通过公开承认或默认的方式换取河南藩镇的支持，以其作为制衡河朔、保障税收和漕运的设想，也就成了因势利导的最佳选择。

  同时，泽璐（即后来的昭义）是一个在地缘上可以同时属于河南和河朔的藩镇，相较于河南藩镇，泽璐在控扼河朔的作用更为突出，前期泽璐的节度使人选，皆是代宗、德宗颇为信任的大将。宪宗元和四年征成德，也是依托于昭义卢从史与神策军的共同合作，由于卢从史阴持两端交好魏博而后被擒；武宗会昌伐叛，也是为了解决泽璐出现的自立倾向，来维持其与河北的制衡关系。

  综上，中唐开始在北方广设藩镇，实际上除关中地区以外，皆非唐的主动选择，而是一种对现状的承认，并不是因要制衡河朔而设立藩镇，而是因无法取消藩镇进而因势利导使其制衡河朔。而主动设藩镇的原因（如在关中），则是因为吐蕃的威胁，也是因为这种威胁，在中唐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唐的藩镇政策，我们需要注意到外界因素对于藩镇制度的显著影响。

  那么中唐开始出现的藩镇，在政治之外对于唐廷而言还有什么作用？

  我们知道，财政税收制度在中唐经历了极大的转变，其核心标志就是榷盐和两税法。其中榷盐一直控制在中央使职手中（德宗时短暂由浙西观察使兼领），地方官员无权掌管，可以不论，而两税法则是与地方密切相关。代宗时期，唐中央的税收制度较为紊乱，很多时候还在沿用租庸调的旧法收税，如元结（著名的《大唐中兴颂》作者）在广德二年任道州刺史时上任五十天，即收到以租庸使为首的诸使所下牒文二百余件，要求在规定期限内上交道州此前数年所欠租庸；大历五年，舒州刺史独孤及在州内自行改革，户税征收不分土、客，不分课口与非课口，不分应输或不输课丁，一律按资产分等征税，不分丁中老少一律计口据户等纳税，且必须是货币税。我们可以发现尤其是独孤及的改革，已十分贴近两税法“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核心要义。如此重大的改革却是州县自行推动，与中央无涉，说明全国范围内税收制度紊乱。同时这两个例子也生动地告诉我们，尤其是中唐之后，地方大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即税官！也就是说，在中晚唐中央财政持续吃紧的情况下，以刺史为首的地方大员越来越重视税收，税收是否足够是考课地方官员是否称职的重要标准。那么刺史的这一职责与藩镇、节度使有什么关系呢？我们知道，节度使实际上是一种使职，是没有品秩的，中晚唐的节度使，都是有着刺史职位作为其本官的，一般为藩镇治所州的刺史。如魏博节度使都带有魏州刺史的本官。这就进一步说明了，节度使在日常最为重要的任务即是收税。建中元年两税法颁行后，两税分为三部分：留州、留使、上供三部分，刺史、节度使需保证每年上供中央的两税额度足够才行，而在税额之外，节度使普遍以“进奉”、“羡余”的形式额外向皇帝送钱，以求恩宠或旌节，以致留下了“韦皋剑南有日进，李兼江西有月进，杜亚扬州、刘赞宣州、王纬李錡浙西，皆竟为进奉，以固恩泽”的记载。两税法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基于藩镇体系这一事实而设立的，中央和地方通过妥协的方式进行财政上的瓜分，因此，作为节度使而言，能否保证税源、税基，是十分重要的。同时，在中晚唐的财政体系下，关中、河东、河北藩镇是不上税的，纳税的藩镇只有河南，剑南，江南藩镇，那么对于河南地区的节度使来说，很难说制衡河朔的重要性就在收税之上，同时由于漕运的原因，河南藩镇的经济性因素丝毫不亚于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因此我们至少可以肯定地说对节度使而言，保证有足够的钱进口袋、上中央，才是他们的日常。

  那么中央是否认为可以控制这些藩镇，在这一点的叙述中，我将从唐中央构建的制衡体系尝试回答。

  在开局被动的情况下，如何掌握藩镇是一个重要问题，为此，唐中央在事实上构建了许多制衡体系。在此首先要明确一个概念，中晚唐没有控制过大部分地方藩镇，这里论述的控制，实际上是唐构建的一种相对控制。

  <1>神策军对藩镇的制衡

  第一节已经说明了神策军在关中地区的外镇，是基于吐蕃炽盛的原因，在元载主持下，大历三年神策军进行了历史上的第一次外镇，一开始只有七个外镇点，到德宗宪宗时代，神策外镇不断增加，从灵州地区到陕州地区，神策外镇已经星罗棋布，且神策外镇的地点，多在关中各州的交界处或交通枢纽，对关中各藩镇起到了监视，控扼的作用。同时，这些神策军虽然驻扎在关中各藩镇辖境之内，但是并不归节度使指挥，而是归位于长安的神策军护军中尉宦官（贞元十二年之前为监勾当左右神策军宦官）进行指挥调度，虽然这导致关中藩镇应对吐蕃时的军事效率有所下降（在敬宗时代凤翔节度使柳公绰建议在战时神策军归节度使指挥，给予节度使自主权，获得通过后才基本解决了这一问题。题外话，这一特色和北宋的战争指挥颇有相似之处），但是保证了长安对于周边藩镇的控制。在泾原兵变后，关中藩镇极少发生动乱，直至黄巢之乱后神策军解体，之后多次重建但神策外镇多被节度使蚕食吞并，平衡打破后长安失去了对关中藩镇的控制。

  而在关中之外，德宗时代尤其是建中之乱结束后，德宗在贞元年间大力加强对于神策军的建设，不仅确立了宦官掌神策的制度，还对神策军进行了大规模的扩建，在贞元后期神策军已暴增至十二万人以上，成为了一支中央可以控制的强大军事力量。贞元十五年因陈许节度使曲环卒，淮西节度使吴少诚趁机寻求吞并陈许，意图恢复因建中之乱失去的淮西辖境，唐以成德、河阳、义武、陈许、山南东道藩镇兵及少量神策军构成王师进行征讨，藩镇兵各自为战，为保存实力很少积极进取的特性在这场战争中体现的淋漓尽致（是否很像 70余年前某党），这也使得宪宗继位后，征讨西川刘辟、成德时几乎全部动用神策军，在其后征伐淮西、淄青的过程中，也有大量神策军参与，也就是说，神策军对于关中以外的藩镇，是有着实际上的震慑作用的，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理想状况。

  因此，神策军的存在使得长安对于关中的控制力极高，对关中以外也起到了一定的制衡作用。

  <2>地方监军体系

  对于地方藩镇，唐中央依旧通过宦官，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监军体系。这一制度由玄宗创立（边令诚监军高仙芝攻小勃律），在安史之乱中逐渐壮大成熟，基于对地方将领的不信任，在平乱过程中，鱼朝恩这样的宦官监军逐渐成为常制，一方面监军作为耳目可以随时监视诸将，另一方面作为皇宫内人可以随时代表皇权行事，第一时间戡乱。在中晚唐，监军多次起到了弭乱作用，如汴州李遒作乱，监军俱文珍将其生擒送至长安；陈许上官说死后女婿田偁作乱，监军范日用生擒；长庆年间宣武李㝏作乱，监军姚文寿斩之。在地方监军存在的情况下，节度使的信息更容易被中央掌握，不少节度使都巴结监军以求在中央得到好的评价，巴结监军以求旌节的状况屡见不鲜，甚至出现了节度使完全服从监军，使监军成为藩镇主导的状况（如河东节度使严绶和监军李辅光）。

  <3>地方内部的基层制衡，地方州县之间的制衡

  藩镇作为一个地方行政实体，内部架构是十分完善的，节度使有自己的幕府，有自己的僚属，同时也有自己的一套军事体系架构，兵员也是内部募取。除了税务工作与中央的交接和一些军事行动外，很少与外部流通，因此藩镇内部具有极强的封闭性。由于两税法下税额三分（即留州送使上供），节度使要想获得手下士卒这一立身之本的支持，就必须通过财富换取支持，必须要以宽松的政策对待士卒，这就使得节度使没法做到大权独揽，尤其是河朔，士卒的支持与否是节度使地位是否稳固的关键，否则就会“变易主帅，如同儿戏”。元和七年田弘正率魏博归附，唐宪宗立马拨款一百五十万贯赏赐魏博将士，换来“欢声如雷”，就能看出维系藩镇基层支持的就是实利，而到穆宗时期，幽州张弘靖、成德田布亦请中央拨款赏赐，但因国库无钱没有拨款，两镇士卒瞬间兵变，朝廷由此复失河朔。在这种情况下，节度使很多时候无法忤逆基层士卒的愿望，对外发动战争、对抗中央都需要争取士卒的同意（如晚期魏博），这样就构成了基层对于节度使的制衡。为了获得合法性，以河南河朔藩镇为主的节度使都需要求得朝廷旌节以固其位，而中央只要不削藩镇之兵、财，就算是河朔藩镇也会主动在名义上归顺中央。

  除去基层，唐中央还有意使藩镇内部地方州县之间进行制衡，制约节度使。元和四年，随着征伐剑南西川和浙西的胜利，中央权威大涨，强藩节帅如山南东道于頔、荆南裴均等纷纷主动入朝，宰相裴垍主导了两税改革，将之前两税三分中送使的部分改为上供。第二节我们说到了节度使本身带有治所州的刺史本官，因此只允许节度使征收本州的两税作为经费，如有不足，申请后才可征收辖境内其他州的两税归自己所用，属州原先的送使钱和上供钱一道直接交于度支；元和十四年三月，在荡平淮西、淄青后，规定除特殊藩镇外（即关中，河朔），诸节度使辖境内属州兵马皆归州刺史统领，节度使所领兵力仅限于本州。在这两个组合拳之下，最为重要的财权和军权实现了藩镇内的分割，这也再次制约了节度使有任何对抗中央的可能，增强了中央对于藩镇的控制，尤其是河南藩镇。

  综上，在唐中央构建的诸多制衡体系之下，我们可以认为，唐对于地方藩镇（包括河朔），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相对控制，使得藩镇体系可以为中央所用，节度使的权力从代宗、德宗时期不断被限制，直至黄巢之乱，彻底解构了几乎所有的制衡体系，之后地方藩镇普遍陷入了失序状态。《走出五代》研究时间的开端，就接续于黄巢起义。

• 走出五代：失序的重建

  作者：绫野蓝 发布时间：2024-03-23 23:07:05

  本书以十世纪（起于黄巢起义爆发的乾符元年，终于宋太宗去世的至道三年，从874到997）藩镇变化为核心，梳理了唐宋之际制度变迁，这个转变并非一蹴而就，在经历了五代的新旧冲击、融合才为宋初的制度奠定基础。而这个转变，是整个地方政治的转折点，由地方集权到分权，北宋确立的分权体制，在元明清都有不同程度的延续。

  从作者的梳理来看，整个转变并不复杂，有清晰的脉络。

  一是“方镇为国”

  “方镇为国”是五代各个政权建国的主要模式。书里主要以后梁、后唐为例。

  藩镇统治模式为直辖镇、属镇、附镇的圈层模式，强的藩镇不断扩大领地，不断加强对属镇、附镇的控制强度，然后实现区域统一，建立新政权。

  这种藩镇建国模式，是一种对唐后期藩镇模式的瓦解，也是为宋初建国的政治体制、财政体制提供了思路。

  后梁、后唐都经历了这种模式，但是建立政权后所走的道路也有比较大的区别（后梁的重制度，后唐的重人事）。但他们都经历了新旧制度的巨大碰撞，统治期间由稳定到动乱到覆灭，也算是新制度带来的阵痛？

  作者在第四章里，用张全义家族为例，展现了节帅作为藩镇权力结构的核心，是如何经营自己的关系网络，形成“私人”的地方势力。也通过张全义权力的瓦解，窥探到整个藩镇权力核心终结的过程。

  二是“藩镇州郡化”

  在藩镇制度瓦解的同时，州郡体制也在发生相应的变化。在藩镇瓦解的过程中，主要措施是裂地分镇（缩小藩镇行政幅度）和增加直属州（增加中央直接控制范围）。

  与此同时进行政区机构调整，内部权力结构不断变化，一是推行知州制，二是幕职官的收编，三是加强中央财政权的管理，四是禁军与藩镇军的武力整合，由此推进地方分权，削弱地方力量。

  在藩镇州郡化的过程中，作者在第四章也提供了地方士人的视角，以柳开家族为例，展现在时代变革中，作为士人对新体系的适应、改变、拥抱。

• 为什么宋朝可以“走出五代”？

  作者：milanpirlo 发布时间：2024-01-21 23:04:45

  五代不仅仅是大多数人以为的“乱世”，在朝代更替频繁的背后。也存在着中央对地方藩镇的相互博弈，包括后梁、后唐等的灭亡，也是朝藩关系处置失当所致。各个朝代都在努力提出解决方案，但由于诸多因素，方案失败而导致政权的崩溃。

  第一章分述朱温与李克用的两条不同的建国道路，较为精彩。从后世看来，反而是朱温的河南模式更加合理，而河东模式则较为落后。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却是河东模式战胜了河南模式。看到李克用的义儿zz、义儿军，隋唐以来甚至汉末以来这都是除联姻、结拜之外的另一种加强私人联系的方式。成功者固然不少，如唐后期宦官zz集团中也有不少权宦养义子为恃的例子。但正如作者谈到的，义儿关系只能存在一代，一旦“义父”离场，下一代就会大概率陷入彼此纷争之中，导致这种模式的不可持续性。

  中间个别章节论证细致，但显得过于零碎，有见树不见林之感。不过，对于解决唐后期以来地方实力膨胀，藩政强大的局势，如果仅仅是依靠戏剧性的“杯酒释兵权”就能解决问题，那就太过儿戏了。本书通过详尽的论证，提出中央集权，解决藩镇问题的努力贯穿于整个唐后期至五代最后到北宋，每个朝代都在孜孜以求地进行着这项事业，宋太祖时基本得到解决，不过是在前人不断的试错后，水到渠成而已。

  宋初州郡分权，使藩镇割据的可能性大大降低，但同时又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三冗”……作者提出，五代宋初的朝藩关系具有多种面向，不宜仅从对立的视角来看待，这是极有见地的。

  个别勘误：p203最后一行“诡计干重威，使奏己为恒州节度副使”，“干”应为“于”。

• 如何走出五代

  作者： 发布时间：2023-07-04 01:23:10

  黑格尔在他的著作《法哲学原理》中表示，中国历史的本质就是没有历史。其言下之意是，中国有的只是王朝的更迭。然而，正如周振鹤所指出的，若从更长远以及更大范围来看，便会发现，中国历代政权的制度演变往往都伴随着对前朝制度的承继与改革，这种回应与改变往往是渐进而非突变的。这个观点也正适用于十世纪五代宋初政权对安史之乱以来的藩镇问题的回应。而本书将唐末五代宋初（从874年黄巢起义自宋太宗去世的997年的长时间段）作为一个完整的、有延续性的研究单位，打通唐、五代、宋史研究的断代界限，从政治的动态演变与藩镇内部的变迁入手，从整体把握藩镇问题的脉络与走向，籍此重绘十世纪藩镇的多重面向，并呈现出宋初“走出五代”的历史过程。

  众所周知，唐后期藩镇林立。这一方面是唐分裂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是唐廷构建藩镇均势与制衡格局、维持中央政权不堕的因素。事实上，五代十国的政权多由强藩发展而来，方镇为国是他们共同的建国道路，后梁、后唐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作者认为，“唐末五代方镇为国的过程，既是再造统一、建立新政权的过程，也是解决唐后期藩镇问题的过程。”换言之，后梁、后唐方镇为国的完成，“使中央确立起对藩镇的军事优势”，扭转了中央-地方力量对比失衡的格局——而这正是曾经的唐廷努力削弱强藩、强化地方控制的目标。事实上，整个唐末五代，藩镇的分合十分频繁，藩镇的数量激增（当然，就目的而言，不完全是因削藩，防御契丹以及奖励军功安置武将也是重要因素）但就整体而言，呈现出裂地分镇的趋势。而这一趋势一直延续至宋初。高层政区不断被拆分瓦解，方镇行政幅度逐渐缩小，方镇地盘与州郡逐渐趋同。

  值得注意的是，与此同时，不隶属藩镇、直属中央的直属州大量出现。据统计，五代诸朝中，后梁、后唐、后晋、后汉的直属州仍维持在个位数，后周的直属州数量增至24，至北宋代周时，“有州百一十一”。这表明北宋延续并发扬光大了后周统治者以直属州加强中央集权的路径。至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下诏废藩镇支郡，藩镇制度自此彻底消亡。值得注意的是，方镇瓦解后，宋代的行政并未回归二级制，而是形成了朝廷—监司—州郡的三角关系，即一种非严格的三级制。监司被赋予监察州郡之责的同时，州郡进奏院的设置也确保了州郡长官、公务能够直达中央，保障了州郡直达的落实。因此，宋廷的有效行政幅度大幅扩张，中央集权程度远迈前代——不仅远超唐后期的道—州—县三级制的唐后期，也超过了州—县二级制的唐前期。

  除了高层政区的分权并立，州郡权力结构的变化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问题。作者认为，“宋初的中央集权并非仅仅建立在刬平方镇的基础上，州郡分权更加重要。如作者所总结的，州郡权力结构的调整包括四个方面：

  1，知州取代刺史成为新的州郡长官。

  五代朝廷掌握知州委任权后，知州逐渐被用来限制藩镇权力。而宋太祖承继并改造了知州制，选择了相对弹性的方式化解来自藩镇的阻力——比如，选择节帅不在镇、离任或死亡之际，而非直接替换在任节帅，与此刻意避免与与节帅的冲突；又比如，在推行知州制的顺序上，先从距政权核心较远、原有藩镇实力较弱、推行阻力较小的地区着手，整体遵循着先南后北、先远后近、先弱后强的渐进规律。

  2，宋代幕职州县官体系的形成。

  由唐到宋，幕职官从节度使、刺史等辟署的个人僚佐转变为朝廷委任的州郡佐官。作者认为，这一体系的形成依然离不开五代对幕职官的措置。譬如幕职官选任管理的“州县官化”问题上，早在唐明宗时期，朝廷就已相继出台对朝除幕职官任期、守选规定。至后周朝，幕职官、州县官的管理、举荐政策往往一起出台不再刻意区分——这正是幕职官“州县官化”的重要标志。及至宋太祖乾德二年的《少尹幕职官参选条件》出台，宋代幕职州县官体系正式形成，这离不开唐后期五代朝廷对于维持幕职官、州县官两立格局的努力。

  3，宋初“制其钱谷”问题。

  若将宋初的措施与五代相比，便会发现“其承袭远大于变革，与后唐庄宗时租庸使孔谦的措施尤其相似。” 孔谦的改革之举失败，不仅落得个“重敛急征以充帝欲，民不聊生”的骂名，并成为庄宗政权覆亡的重要因素；而宋初的举措却成为了政权稳固的保障。二者的差别原因其实“不在财政而在人事”，宋初的财政改革是与军事、政治上的“夺权收兵”改革三管齐下相辅相成的。此外，宋初设置监当官以加强对赋税征收的监管，强化对系省钱物的管理；还设置了专职理财官监当和通判，也使州郡财政职权部分独立于州郡长官。与之对比，周太祖郭威要求节度使——法外聚敛的最大获益者——去监督施行“不得别纳斗余、称耗”的敕令，就显得尤为无力乃至天真了。

  4，兵马都监与地方武力整合问题。

  加强对地方军队的监管，是唐宋时期朝廷共同面临的重要问题，五代宋初的朝廷在此问题上一直不断调整方向以适应形势。总的说来，中央对地方的军事优势在五代时期就已基本确立，但这种优势并非简单地由朝廷直接掌握大多数武力。御边问题的紧迫性促使朝廷不得不在不断将藩镇军队吸纳入禁军的同时，又将屯驻禁军的指挥权交到藩镇手中。譬如明宗就明确规定屯驻都监成为本地节帅的下级，但同时保留其单独奏事权作为制衡。这一制度的设置也是对唐后期宦官专政的历史记忆的回应。宋初随着知州制取代刺史制，屯驻都监虽然因获得部分统兵权而地位一度上升，但又随着诸州军队被拣选为中央禁军而地位很快下降。就长时间段来看，不得不说宋初的地方军事改革政策依然处在五代政策的延长线上。

  总而言之，正如作者在结语中所言，“方镇为国和藩镇州郡化在化解藩镇问题的同时，也形塑了宋代的中央和地方政治体制……对监司、州郡权力结构、监司与州郡关系三方面的调整，在地方造就了彻底的分权体制，堵死了藩镇割据重现的可能。”就这点来说，宋廷分权的行政体制机制基调无疑是有效的：即使在两宋之际甚至宋元之交的动荡时期，也极少有州郡长官拥兵作乱之事，这与唐末的藩镇割据乱象无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种政策是否是导致州县虚弱与边防不振的罪魁祸首，只能说见仁见智。但毫无疑问，北宋冗官问题的结构性原因正是起源于此——朝廷收权与地方分权的总方针与安置留用大批各国旧官与士人的实际需求，使得朝廷不得不不断增设官员职位共同分享原本已经缩减的权力与资源。当然，这又是后话了。

• 换个角度看更鲜活的历史

  作者：Ming 发布时间：2023-06-11 15:01:32

  这本书的角度很新奇，是我没有看过的历史类型。它主要就藩镇问题展开了一系列的讨论，带着我们进入那个大环境里明了藩镇相关问题影响。

  

  阅读这本书主要的目的是想填充更多历史知识，毕竟一向以来我都自称历史类作品爱好者。然而对五代十国那阵子历史总觉得一片混乱一片空白。尤其是自小顺口溜背的唐宋元明清，直接把唐宋之间五代给略去了。

  

  作者很贴心的在绪论里面就像我们表明了本书的写作由来，相关的问题研究和主旨，还给我们简单介绍了本书的主要结构以及想回答的问题。有了这么一个过度的铺垫，阅读起来就轻松很多。

  

  没有想象中历史类研究书籍的枯燥，反而让我多了好几分探寻，想跟着作者的步伐，了解那个混乱的年代里面藩镇变化到底对宋初甚至整个古代的地方行政有什么意义。

  

  五代的藩镇问题越演越烈，多个国家间的各种拉锯战，分崩离析又再聚。正所谓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经过一段时间动荡强藩问题到最后又为宋朝的一统提供了条件，也为后续宋代的政治体制财政体制等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突然理解了先走进再走出的含义，只有把自己放入那个时代进去了解更多的相关问题，你才能更清楚的看到藩镇问题在更大宏观上的影响，也就更好的走出来。

  

  我们都知道人才是组成政治、文化、经济的部分，只有人才是历史的创造者。因此对于本书我最喜欢第四章节，作者通过对张全义和柳开家族描写，像我们展开了两个不同层级的家族世界。

  

  作为节度使的张全义，他的社会关系网通过婚姻关系将许多力量牢牢的拢在一起，形成一张强大的关系网。与此同时，使得地方权力就越来越封闭，而这正是中央集权加强过程中的打破对象。看着他家族的慢慢兴起强大最终走向权力的终结，然而这不是个例同样也是其他藩镇权力结构的最终命运。

  

  作为地方士人的柳开家族，又向我们提供了了解五代另一方面的重要线索。看他们的政治文化活动，以及对自身角色的时代调整，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藩镇地方士人政治抉择，家族发展的各方面，甚至是时代变迁。

  

  很有意思的一本史学书，解开你的固定思维，换个角度看更鲜活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