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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资料更新时间:1970-01-01 08:00:00

莱布雷希特专栏:指挥家二代

一段可爱的短视频浮现在Instagram上。画面里是一个大概三岁的小男孩坐在意大利某间歌剧院的指挥席上,在贝多芬交响曲的录音背景下,挥舞着一根和他一样长的指挥棒。Classic FM对此高呼:“太可爱了!”

可爱有其限度。这个男孩的父亲是在热那亚的卡洛·菲利斯剧院担任指挥的弗朗西斯科·伊万·恰姆帕(Francesco Ivan Ciampa)。我们可以假设,他的意图是暗示指挥天赋可以通过基因继承。这种假想如今似乎越来越普遍。

我关掉那个Instagram视频没多久,美因茨的音乐总监换人的消息就蹦了出来。我对那座德国西部小城有着某种私人情结。我祖父在1885年离开美因茨,虽然后来不管是他还是我都没去过那里,但一位年轻的音乐总监的出现总是令人振奋,而且还因为他的名字很耳熟。他姓文扎戈,加布里尔·文扎戈(Gabriel Venzago)。耳熟因为他是马里奥·文扎戈(Mario Venzago)的儿子,那位杰出而全能的指挥家曾在印第安纳波利斯、伯尔尼和哥德堡担任音乐总监。这位儿子是否能和父亲一样优秀?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

美因茨州立爱乐乐团新任音乐总监加布里尔·文扎戈,是指挥家马里奥·文扎戈的儿子。

文扎戈并不是个例。如今已经有五六位子承父业的指挥家挥起了那根光滑的小棒儿。这些小伙子中的佼佼者包括:塔维·奥拉莫(Taavi Oramo),在BBC任职的指挥家萨卡里(Sakari Oramo)的儿子;肯-大卫·马苏尔(Ken-David Masur),已故的库特·马苏尔(Kurt Masur)的后代;郑旻,郑明勋的儿子;铃木优人,日本巴赫学院的继承者;马克西姆·托特里耶(Maxime Tortelier)是扬-帕斯卡(Yan-Pascal Tortelier)的儿子。这几位都拿到了经纪公司的合同,也拥有或即将拿到一个好职位。

某些人会改名换姓。弗朗索瓦·洛佩斯-费雷尔(François López-Ferrer)在辛辛那提任职,他的父亲赫苏斯·洛佩斯·科沃斯(Jesús López-Cobos)曾是那里的总监。还有一位拥有骑士爵位的英国指挥家的儿子以假名在世界各地登台。

两名来自瑞士的孤儿登上了勃朗峰:菲利普·乔丹(Philippe Jordan,其父亲是Armin Jordan)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担任音乐总监,洛伦佐·维奥蒂(Lorenzo Viotti,其父亲是Marcello Viotti)现任荷兰国家歌剧院的音乐总监。两人都在成长时期失去了父亲。

更为成功的范例仍然是尼姆·雅尔维与他的长子帕沃、米哈伊尔·尤洛茨基与弗拉基米尔,还有阿尔维德·杨松斯与马里斯。他们都曾目睹自己才干出众的父亲受到压制,并从中获得激励走出自己的路。尤洛茨基现在领导慕尼黑的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帕沃·雅尔维则掌管着苏黎世管弦乐团。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我们从中看到的并不是指挥界裙带关系的串谋,而是一种音乐实践的传承,其形式多样,往往藏而不露,通过非正式教学、道德榜样以及商业操作等方式实现。你还跟得上么?

马里斯·杨松斯曾经告诉我,他小时候的每一分钟空闲时间都见证着阿尔维德与他在里加的乐手们创造的奇迹。帕沃·雅尔维曾经看到尼姆在瑞典花光了辛苦挣到的每一分钱,手提箱里面装满了在爱沙尼亚买不到的乐谱。库特·桑德林(Kurt Sanderling)的儿子们——托马斯、斯蒂芬和迈克尔——从他们父亲的挚友德米特里·肖斯塔科维奇那里学到了不少生存技能。

指挥家的孩子们哪怕只是坐在餐桌旁就是一种特权。一位来自柏林的学生曾告诉我,他学到最多指挥管弦乐队的学问的场合,是旁观柏林爱乐乐团的威廉·富特文格勒在一场星期天的私人午餐中挥舞他的刀叉。指挥是一门如星云般模糊的艺术。挥舞那根棒子意味着威胁和咒语。骗子最容易模仿的音乐角色也是指挥。

无法被模仿伪造的是通过沉浸在音乐中的一生而获得的知识、技艺和性格,以及那种想要重塑音乐的不可抑制的冲动。听着一张罕见的阿尔维德·扬松斯在苏联指挥柴可夫斯基《悲怆交响曲》的录音,我可以很容易地想象年轻的马里斯汲取父亲的经验,并设想如何重塑它。在排练间隙,我能够看到马里斯将一张又一张乐队椅向左或向右移动一毫米。

这份工作里也可能有俄狄浦斯情结存在。指挥二代中最著名的卡洛斯·克莱伯曾经指挥过他父亲埃里希最富代表性的歌剧作品——从极尽复杂的《沃采克》到极其琐碎的《蝙蝠》。但卡洛斯指挥的演出没有一场与埃里希有相似之处。卡洛斯解构了他小时候看到的东西,造就了一种光辉闪耀的冲突。那些与卡洛斯合作过的维也纳爱乐乐团的乐手们认为,他是他们遇到过的最迷人的指挥。这很大程度上源于他是一个指挥家的儿子,而他必须青出于蓝。埃里希曾经竭尽全力想要打消卡洛斯的这个想法,阻止他成为指挥家。

德国指挥家卡洛斯·克莱伯,是20世纪伟大的指挥之一埃里希·克莱伯之子

音乐行业偏爱指挥二代有很多原因。在这个领域拥有脍炙人口的声名的人不多,而一位年轻指挥家如果享有一个知名品牌的话,可以省去很多解释的口舌和推广的成本。对于经纪人而言,无论如何,如果他有一位宝贵的客户说:“请签下我的儿子,他太有才了”,经纪人也别无选择。伦敦有家经纪公司已经签下了三四位指挥二代,尽管其中并没有女儿。

然而,尽管有过不多的成功案例,但音乐天赋能够代代相传子子孙孙无穷尽也的想法却是荒谬的。确实,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和约翰·施特劳斯的儿子们都是名声显赫的作曲家,在法国还有库普兰、卡萨德絮和托特里耶等家族,在音乐才华衰败后依然继续长时间运营着家族事业。来自威尼斯的巴萨诺(Bassano)家族还延续了更长的岁月。但在普遍趋于平庸的趋向中,那些只是个别例外。莫扎特的儿子是一名小公务员,贝多芬的侄子也是一样。舒曼的后代逃离了这片战场。柏辽兹的儿子去世时是在哈瓦那做水手。西贝柳斯的六个女儿留在家里管理庄园。音乐天才不会在同一个基因库中出现两次。指挥家是后天造就而非天生。你如今唯一能看到仍在活跃的富特文格勒家族成员是玛丽亚·富特文格勒,她在一部德国的侦探电视剧中扮演主角。那些子孙们都已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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