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版 生活与命运 瓦西里格罗斯曼 著理想国出品/梁文道 为读者的一本书” 欧美书界誉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 epub 免费 在线 网盘 下载

1960年，瓦西里•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1905—1964）完成长篇历史小说《生活与命运》。苏联当局负责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称此书“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更加危险”，要“过二三百年才可能出版”。1980年，该书在被封锁二十年后历经坎坷首 度出版，引起巨大轰动。

关于斯大林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没有比《生活与命运》更为全面的描写：它是一整个时代的画像和心灵史，体制下复杂多面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20世纪最黑暗的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

一如《战争与和平》，《生活与命运》围绕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展开。格罗斯曼以托尔斯泰式的宏大视角和写实笔法，讲述了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并通过家族成员各自的遭际串起上百位出场人物与一系列交叉延伸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创痛、现实的积弊，权力与战争双重碾压之下人性的艰难处境，都以栩栩如生的深刻细节纳入其中。

格罗斯曼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犹太灭绝营惨况的第一人，也是“二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的作家”，其独一无二的经历和人道主义勇气，使本书具有足以令强权胆寒的震撼力。书中对战争真情实况的描写，对集中营的哀歌与沉思，对人生、政治和历史命运的哲思与探讨，对人性的极端邪恶与细微的善良之间斗争的刻画……至今读来依然具有深刻的感染力。

格罗斯曼女儿叶卡捷琳娜•科罗特卡娃唯一授权中文版。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力冈经典译本，译者序言首次完整发布。独家收入罗伯特•钱德勒长文导读《为长眠者发声》。知名媒体人梁文道作序力荐：“这大概是我做读书节目，从广播电台到电视，到现在做视频十来年来，最想最想给我的观众们介绍的一本书。”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耳语者》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倾情推荐：

“《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

*

【编辑推荐】

1.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卫报》《世界报》等全球媒体鼎力推荐，欧美书界誉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豆瓣评分9.3，格罗斯曼女儿儿叶卡捷琳娜·科罗特卡娃唯一授权中文版。

2. 苏联当局曾评价《生活与命运》“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更加危险”，要“过二三百年才可能出版”。1980年，本书在被“逮捕”抄没二十年后，拍摄为缩微胶卷偷运至瑞士出版，引起巨大轰动。四十年来，《生活与命运》已成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必读经典。

3. 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力冈一人独译的经典译本，独家收入罗伯特•钱德勒长文导读《为长眠者发声》，知名媒体人梁文道作序力荐：“这大概是我做读书节目，从广播电台到电视，到现在做视频十来年来，最想最想给我的观众们介绍的一本书。”

4. 著名历史学家、《耳语者》《娜塔莎之舞》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倾情推荐：“《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

5. 《生活与命运》通过沙波什尼科夫家族在卫国战争时期的遭际，再现了斯大林时代整个苏联社会国家的全景，它是一部百科全书，“读了这本书，你就知道苏联是怎么回事”。格罗斯曼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纳粹灭绝营惨况的第一人，也是二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的作家，在本书中以非凡的人道主义勇气，描绘了权力与战争碾压之下一个黑暗时代的心灵史诗，“他所写皆是亲眼所见，足以惊心动魄”。

*

【媒体推荐】

“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部经典。”《纽约时报》

“正如所有真正伟大的艺术创作，《生活与命运》令人压抑沉痛，它毫不妥协地展示了人类所能造就的恶与他们在危难中成就的辉煌。一本伟大的书，只有一位俄罗斯人能完成的杰作。”《华尔街日报》

“分毫不让的现实主义和深具远见的道德张力，这部小说是现代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纽约书评》

“格罗斯曼不是一个天生的文体家。但他所写皆是亲眼所见，足以惊心动魄。”《卫报》

“格罗斯曼讲述的苏联生活是百科全书式的，毫不妥协……令人叹服……又一部俄罗斯文学的遗珠得以重见天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阅读这部书令人欣喜：20世纪诞生了这样一位思想深远的人道主义作家。书中人物经历的苦难与自我发现，是当代文学中关于人类心灵考验最令人不安又使人振奋的故事。”《华盛顿邮报》

“在当代俄国文学中没有可与《生活与命运》相匹敌者……格罗斯曼是苏联的第一个自由之声。”《评论杂志》

*

【作家推荐】

“作为索尔仁尼琴的先行者，格罗斯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极权的作家。”——弗朗索瓦•富勒（著名史学家）

“格罗斯曼是苏联时代的托尔斯泰。”——马丁•艾米斯（英国著名作家）

“格罗斯曼真正的主题是善的力量：不经意的、平庸的、充满英雄气概的，正是善对抗着极权主义的人性丧失。”——琳达•格兰特

“《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奥兰多•费吉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耳语者》作者）

新版序 / 梁文道 i

译者序 / 力冈 xiii

导 读：《为长眠者发声：瓦西里· 格罗斯曼的生平与作品》 / 罗伯特· 钱德勒 xvii

第一部 001

第二部 323

第三部 625

瓦西里·格罗斯曼 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 (1905 - 1964)，苏俄记者、作家。1905年生于乌克兰别尔基切夫，早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物理系，当过化学工程师，1930年代投身写作行列，得到高尔基、巴别尔等文坛大家赏识，入选苏联国家作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红星报》战地记者随军四年，大量报道莫斯科、库斯克、斯大林格勒和柏林等地前线战况，是揭露纳粹德国死亡集中营真相的第一人。战后发表小说《人民是不朽的》《为了正义的事业》等。1960年完成长篇小说《生活与命运》，手稿被苏联当局抄没并禁止出版。1964年格罗斯曼因癌症病逝。1974 年，在安德烈· 萨哈罗夫、弗拉基米尔· 沃伊诺维奇等人帮助下，手稿被拍摄在缩微胶卷上偷运出苏联。1980 年代初，《生活与命运》在欧美各国相继问世，1988年在苏联出版。

力冈 (1926 - 1997)，俄苏文学翻译家，1953年毕业于哈尔滨外国语专门学校俄语专业，后任教于安徽师范大学，翻译了《静静的顿河》《安娜·卡列尼娜》等近七百万字俄苏文学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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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说：让上帝到一边去吧，让所谓伟大的先进思想到一边去吧，首先是人，我们要善良，要关心人，不管什么人，僧侣、庄稼汉、百万巨富的工厂主、萨哈林的苦役犯、饭店的跑堂；首先要尊重人， 怜惜人，热爱人，不这样绝对不行。这就叫民主，这就是俄罗斯人民目前还没有得到的民主。

“俄罗斯人一千年来什么都看到了，看到了‘伟大’，也看到了‘超级伟大”。但有一样东西没看到，那就是民主。这也正是颓废派与契诃夫的区别。国家愤恨颓废派，会捶他们的后脑勺，会踢他们的屁股。可是国家却不理解契诃夫思想的实质，所以容许他存在。民主在我们的事业中是没有用场的，当然，这是指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民主。”

唉，亲爱的同志们，”马季亚罗夫忽然说，“你们可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吗？但愿你们在战后和平的早晨，打开报纸，看不到欢呼的社论，看不到劳动者给伟大的斯大林的信，看不到炼钢工人为庆祝最高苏维埃选举加班加点的报导和美国劳动者在悲惨、失业和穷困中迎接新年的报导，你们猜，在报纸上能看到什么？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你们能想象这样的报纸吗？能提供信息的报纸！你们可以看到：库尔斯克州歉收对布特尔监狱的制度进行了检查，对于开凿白海至波罗的海的运河正在进行争论，可以看到普通工人发表意见，反对发行新的公债。

总而言之，你们可以知道国内发生的一切：知道丰收，也知道歉收知道忘我劳动，也知道锁盗；知道矿井产量，也知道矿井事故；知道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分歧；还会看到因为厂长侮辱七十岁的老技术员而引起罢工的报导；可以读到丘吉尔和布吕姆的讲演，而不是他们“似乎声称的那一些；可以读到英国下议院辩论的报导；可以知道，昨天在莫斯科有多少人自杀，有多少被撞伤的人被送进外科医院。

可以知道为什么没有莽麦米，而不是仅仅知道用飞机从塔什干往莫斯科运来了最早的草莓。如果要了解集体农庄每个劳动日分多少粮食可以看报纸，不必问家里的保姆，不必等到她的侄女从乡下来莫斯科买粮食。是的，是的，尽管如此，苏联人还是苏联人。

“每个人都可以进书店，买书，依然做自己的苏联人，但是可以阅读美国、英国、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的作品。都可以自己分辨，他们哪些地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不要保姆，随意在街上行走。

唉，亲爱的同志们，”马季亚罗夫忽然说，“你们可知道，什么是言论自由吗？但愿你们在战后和平的早晨，打开报纸，看不到欢呼的社论，看不到劳动者给伟大的斯大林的信，看不到炼钢工人为庆祝最高苏维埃选举加班加点的报导和美国劳动者在悲惨、失业和穷困中迎接新年的报导，你们猜，在报纸上能看到什么？看到各种各样的信息！你们能想象这样的报纸吗？能提供信息的报纸！你们可以看到：库尔斯克州歉收对布特尔监狱的制度进行了检查，对于开凿白海至波罗的海的运河正在进行争论，可以看到普通工人发表意见，反对发行新的公债。

总而言之，你们可以知道国内发生的一切：知道丰收，也知道歉收知道忘我劳动，也知道锁盗；知道矿井产量，也知道矿井事故；知道莫洛托夫和马林科夫的分歧；还会看到因为厂长侮辱七十岁的老技术员而引起罢工的报导；可以读到丘吉尔和布吕姆的讲演，而不是他们“似乎声称的那一些；可以读到英国下议院辩论的报导；可以知道，昨天在莫斯科有多少人自杀，有多少被撞伤的人被送进外科医院。

可以知道为什么没有莽麦米，而不是仅仅知道用飞机从塔什干往莫斯科运来了最早的草莓。如果要了解集体农庄每个劳动日分多少粮食可以看报纸，不必问家里的保姆，不必等到她的侄女从乡下来莫斯科买粮食。是的，是的，尽管如此，苏联人还是苏联人。

“每个人都可以进书店，买书，依然做自己的苏联人，但是可以阅读美国、英国、法国哲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政治评论家的作品。都可以自己分辨，他们哪些地方不对；每个人都可以不要保姆，随意在街上行走。

要知道强大的国家机器篡改了历史，按自己的要求重新发动骑兵，重新任命历史事件的英雄，把真正的英雄抹去。国家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使远无法改变的既成事实重演一番，可以重刻大理石，重铸铜像，可以改变以往的发言，改变文献纪录片上的人的位置。

“如果党中央派您去加强肃反委员会的工作，您能拒绝吗？您只能放下黑格尔的书，去工作。所以我们也放下了黑格尔的书。”

“两个极端！当然是这样！假如不完全是这样的话，今天就不会有这样可怕的战争。我们是你们的死敌，是的，是的。但我们的胜利也就是你们的胜利。明白吗？如果你们胜利了，那我们又会完蛋，又会依靠你们的胜利活下去。这好像是奇谈怪论：我们打输了，也是打赢了，我们将换一种形式继续发展下去，实质还是一样。”

“我们在集中营里关过的那些德国共产党人，你们在一九三七年也关进了劳改营。叶若夫关他们，帝国首领希姆莱也关他们……

我真不懂，你们实行恐怖政策，杀了几百万人，全世界竟只有我们德国人能理解：应该这样！完全正确！您一定要理解，就像我理解你们一样。

书籍介绍

1960年，瓦西里•格罗斯曼（Васи́лий Гро́ссман，1905—1964）完成长篇历史小说《生活与命运》。苏联当局负责意识形态的苏斯洛夫称此书“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更加危险”，要“过二三百年才可能出版”。1980年，该书在被封锁二十年后历经坎坷首 度出版，引起巨大轰动。

关于斯大林苏联社会生活的真实面貌，没有比《生活与命运》更为全面的描写：它是一整个时代的画像和心灵史，体制下复杂多面生活的一部百科全书，20世纪最黑暗的一段历史的深刻反思。

一如《战争与和平》，《生活与命运》围绕一个家族在时代变迁中的故事展开。格罗斯曼以托尔斯泰式的宏大视角和写实笔法，讲述了沙波什尼科夫一家在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的经历，并通过家族成员各自的遭际串起上百位出场人物与一系列交叉延伸的历史事件。历史的创痛、现实的积弊，权力与战争双重碾压之下人性的艰难处境，都以栩栩如生的深刻细节纳入其中。

格罗斯曼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犹太灭绝营惨况的第一人，也是“二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的作家”，其独一无二的经历和人道主义勇气，使本书具有足以令强权胆寒的震撼力。书中对战争真情实况的描写，对集中营的哀歌与沉思，对人生、政治和历史命运的哲思与探讨，对人性的极端邪恶与细微的善良之间斗争的刻画……至今读来依然具有深刻的感染力。

格罗斯曼女儿叶卡捷琳娜•科罗特卡娃唯一授权中文版。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力冈经典译本，译者序言首次完整发布。独家收入罗伯特•钱德勒长文导读《为长眠者发声》。知名媒体人梁文道作序力荐：“这大概是我做读书节目，从广播电台到电视，到现在做视频十来年来，最想最想给我的观众们介绍的一本书。”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耳语者》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倾情推荐：

“《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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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卫报》《世界报》等全球媒体鼎力推荐，欧美书界誉为“当代的《战争与和平》”，“20世纪最伟大的俄语小说”。豆瓣评分9.3，格罗斯曼女儿儿叶卡捷琳娜·科罗特卡娃唯一授权中文版。

2. 苏联当局曾评价《生活与命运》“比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更加危险”，要“过二三百年才可能出版”。1980年，本书在被“逮捕”抄没二十年后，拍摄为缩微胶卷偷运至瑞士出版，引起巨大轰动。四十年来，《生活与命运》已成为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必读经典。

3. 著名俄苏文学翻译家力冈一人独译的经典译本，独家收入罗伯特•钱德勒长文导读《为长眠者发声》，知名媒体人梁文道作序力荐：“这大概是我做读书节目，从广播电台到电视，到现在做视频十来年来，最想最想给我的观众们介绍的一本书。”

4. 著名历史学家、《耳语者》《娜塔莎之舞》作者奥兰多•费吉斯倾情推荐：“《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

5. 《生活与命运》通过沙波什尼科夫家族在卫国战争时期的遭际，再现了斯大林时代整个苏联社会国家的全景，它是一部百科全书，“读了这本书，你就知道苏联是怎么回事”。格罗斯曼是世界上用文字记录纳粹灭绝营惨况的第一人，也是二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的作家，在本书中以非凡的人道主义勇气，描绘了权力与战争碾压之下一个黑暗时代的心灵史诗，“他所写皆是亲眼所见，足以惊心动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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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俄罗斯文学的一部经典。”《纽约时报》

“正如所有真正伟大的艺术创作，《生活与命运》令人压抑沉痛，它毫不妥协地展示了人类所能造就的恶与他们在危难中成就的辉煌。一本伟大的书，只有一位俄罗斯人能完成的杰作。”《华尔街日报》

“分毫不让的现实主义和深具远见的道德张力，这部小说是现代俄罗斯文学的最高成就之一。”《纽约书评》

“格罗斯曼不是一个天生的文体家。但他所写皆是亲眼所见，足以惊心动魄。”《卫报》

“格罗斯曼讲述的苏联生活是百科全书式的，毫不妥协……令人叹服……又一部俄罗斯文学的遗珠得以重见天日。”《纽约时报书评周刊》

“阅读这部书令人欣喜：20世纪诞生了这样一位思想深远的人道主义作家。书中人物经历的苦难与自我发现，是当代文学中关于人类心灵考验最令人不安又使人振奋的故事。”《华盛顿邮报》

“在当代俄国文学中没有可与《生活与命运》相匹敌者……格罗斯曼是苏联的第一个自由之声。”《评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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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推荐】

“作为索尔仁尼琴的先行者，格罗斯曼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首位起而反抗苏联极权的作家。”——弗朗索瓦•富勒（著名史学家）

“格罗斯曼是苏联时代的托尔斯泰。”——马丁•艾米斯（英国著名作家）

“格罗斯曼真正的主题是善的力量：不经意的、平庸的、充满英雄气概的，正是善对抗着极权主义的人性丧失。”——琳达•格兰特

“《生活与命运》比我知道的任何一本书更能让读者了解二战时期的苏联。但最重要的是，它迫使我们思考极权主义的本质（无论它在何地出现），以及人性善与恶之间更大的斗争。”——奥兰多•费吉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耳语者》作者）

• 作者： 白玉京 发布时间：2020-03-25 20:54:11

  时隔几年终于再版，比中信版多梁文道和译者力冈的序言。在当代中国一本书的真正价值会体现在孔夫子的溢价，就像真正有价值的报道总是被消失。这是前苏联最被低估的一部作品，读俄知中，只有这样我们才明白我们已经或者即将失去什么。“维克多说，我以为，我们还谈不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在于重工业。社会主义首先要有凭良心的权利。剥夺人的凭良心的权利，是非常可怕的。”

• 作者： 高先生 发布时间：2020-03-27 15:12:44

  力冈老师：读读它吧，它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人，怎样做人！

• 作者： 第三印象 发布时间：2020-04-11 13:38:51

  看见地狱般的人间 发出火一般的洞见

• 作者： 农历九月廿一 发布时间：2020-04-08 22:43:46

  2020.4.5第一部2020.4.7第二部2020.4.8第三部。生活在还前头。一部作品之所以伟大，不是因为他表现了人有多么高尚，而是恰恰在揭露肮脏的同时教会了我们怎么做人，做一个人，真真正正的人。建议先看一下伟大的卫国战争兵临城下

• 作者： 李静睿 发布时间：2020-04-23 15:01:06

  整整看了一个月。纯粹按照文学标准是四颗星，不能和《战争与和平》相比，托尔斯泰写群像的能力无人能及，但这本书带给人的勇气超越了文学。

• 力冈版《生活与命运》vs 严永兴版《生存与命运》

  作者：PaulForReading 发布时间：2016-01-15 22:45:45

• 人物关系图(详细)

  作者：管尕琬 发布时间：2020-06-14 17:48:28

  从朋友圈一个编辑的推荐知道了这本书,买来之后一看是这么厚的一本大部头,尝试翻开去看,没想到意外好看,非常引人入胜,自己平时工作忙,基本是熬夜看完的,而且每天都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后面的故事.看完全书后,我自己是非常喜欢这部著作的,有种酣畅淋漓的阅读感受.虽然有些人物写到后来断了,也没交待结局,但依然基本算是今年我读到的感觉最好的一本书.

  俄文的名字是真的挺难记的,读完后感觉我记人名的脑容量有了显著提升,也整理了些人物关系图,希望对后来者有帮助.

  

  弗拉基米罗夫娜家族

  

  斯大林格勒战役

  

  其他

• 自由就是生命

  作者：白玉京 发布时间：2015-11-03 15:16:43

  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代表作《生活与命运》提出了一个问题：人失去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阅读之前第一次看到这个问题，因由作者犹太人的身份，会自然而然想到二战犹太集中营，从而想当然以为这一部讲述犹太人苦难史的作品，阅读后，我发现，我没有意识到的是，在非战时的现实社会，人们是如何或者是正在失去自由的。在前苏联，《生活与命运》书稿被查抄，连打字机的色带都被没收，宣传部领导直言此书两百年后才能出版。而从某种意义上讲，这部作品是被低估的，在曾经有深厚苏联文学气氛，连主席都可以说出一串串苏联文学名著的国家，这是一部从未被提起的作品，另一方面，在西方文学界，前有《日瓦格医生》后有《古拉格群岛》，这部看似描写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小说，直到最近几年才为人所知。

  被称为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生活与命运》是对苏联那个时代的人民的群绘，通过对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记录，和沙波什尼科娃一家的亲戚朋友的经历，作者写出了具有自由思想的高级知识分子维克托，共产国际僵化左倾路线的克雷莫夫，虚伪的国家官僚格特马诺夫，有良知的军队精英诺维科夫，善良但是不敢越雷池一步的科学家索科洛夫，现实又犬儒的柳德米拉，对劳动人民抱有好感的老太太弗拉基米罗芙娜，因一句话被投入劳改营的阿尔巴丘克，年轻的死在前线的托里亚。格罗斯曼讲述了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同时，他还讲述了劳改营，大清洗，农庄集体化，事实上，每一个时代，每一个人物，我们都可以在这里，在我们这个国家，找到镜像。

  格罗斯曼是一个出生于乌克兰的犹太人，与母亲相依为命长大，就读莫斯科大学化学系，战争开始时，母亲死于乌克兰犹太人集中营，他的身份由犹太人变成了苏联随军记者，在前线度过了1000多天，他的文字是当时最为有力的记录，他的报道被广泛传阅，《生活与命运》中对战争和战士最真实的描写来源于的他的经历。

  然后他成为了记录者，他看到了《红星报》没有想让他看到的，书中描写一个普通的士官：“我根本不是富农，”巴甫柳科夫说，“也没有做过苦役犯人，不过我对共产党还是很不满意。不能自由地干什么事。种田由不得自己，娶老婆由不得自己。人变得像鹦鹉一样。我从小就想自己开一座商店，为的是在里面什么都可以买到。商店里有小吃部，货物齐全，请买吧：想喝烧酒，有烧酒；想吃烤鸭，有烤鸭；想喝啤酒；有啤酒。您猜，我卖东西会怎样？很便宜！我还要在小吃部卖乡下吃食儿。请吧！烤土豆！牛油拌大蒜。酸白菜！您猜，我会卖什么样的小菜：骨头汤！骨头汤在锅里翻滚，请吧，加一根骨头，还有黑面包，当然，还有盐。”当然，还有盐。这就是一个劳动人民的梦想，想喝烧酒，有烧酒，想喝啤酒，有啤酒。烤土豆！酸白菜！骨头汤！这些惊叹号的后面隐藏着人们最最美好的念想。

  然后他成为了反思者：“历来争论着一个问题：人是不是为星期六活着？答案就在这里面的什么地方。想着靴子，想着被扔掉的小狗，想着偏僻小村子里的房子，痛恨夺取心头所爱的同志，这些思想多么渺小阿。可是，人生的实质就在这里面。人与人是否联合，这种联合是否有意义，决定于是否能达到唯一的主要目的，这主要目的就是：为人们争取权利，做各自不同的人、各有特性的人，各人有各人独立的感情，都能独立地思考，独立地生活在世界上。为了争取、保卫和扩大这一权利，人们必须联合起来。而这却产生了可怕的、很难打破的偏见：这种以民族、上帝、党、国家为名义的联合，说这是人生的目的，而不是手段。不对，不对，不对！为了人，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为了使人拥有这些特性的权利——才是人在为生活而斗争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就是全书的总结和提问，人是不是为星期六活着？然后格罗斯曼回答了：“为了人，为了人的微不足道的特性，为了使人拥有这些特性的权利——才是人在为生活而斗争中唯一、真正和永久的目的。”要知道，此书完成于1960年的苏联。他写道：“大家都在争论什么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镜子，这镜子对于党和政府提出的问题“世界上谁最可爱、最好、最伟大？”回答说：“你，你，党，政府，国家，最好、最可爱。”就凭书中的反思，《生活与命运》就比充满自怜的伤痕文学有价值一百倍，而现在，最好最可爱的回答现在依然响彻在另一片土地。

  格罗斯曼不止步与记录，在他生命的最后，他成为了一个反抗者。在书稿被没收，在最绝望的时刻，格罗斯曼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以一句挑战的话作结：“我花费毕生心血写成的书正在坐牢，那么，我自己的人身自由、我现在的职位都是毫无意义的，都是虚假的。这本书，我写了就不会抛弃，过去不抛弃，现在也不抛弃……请你把自由还给我的书。” 直至1964年去世，终其一生，格罗斯曼都没有看到他最重要的作品的出版。

  格罗斯曼写了善，写了恶。900页的书，几十个人物，其中几个段落尤其令人难以忘怀。善良胆小的因为来乌克兰过暑假就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小男孩，在拥挤的火车上一直小心保护着火柴盒里的蛹，时不时打开盒子给它透透气。在走向毒气室的路上，“也不知为什么，达维德从口袋里掏出装着蛹的火柴盒，也没和蛹告别，就把火柴盒扔到一边。让它活着吧！”解放斯大林格勒后，俄罗斯民众，大部分是妇女，看着德军俘虏清理搬运尸体，一个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大妈冲着士兵中唯一穿着军官制服的人走去，却不知道怎么没有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给了他，大妈无法解释自己的行为，一直抱怨自己太傻。格罗斯曼写道：“毫无意义的善良永远不灭的秘密，就在于它的无力。这种善良是不可战胜的。这种善良越傻，无力，没有意义，就越是巨大。恶对它无可奈何。圣人、传教士、宗教改革家、首领、领袖，在它面前无可奈何。它是一种不看什么、不说什么的爱，是人的本义。

  他写了高尚，平时不敢得罪军队官僚的诺维科夫为了手下军人的生命，顶住最高指示的压力，晚了八分钟发动进攻的命令。“有一种权力，大于不加考虑就叫人去死的权力，那就是在叫人去死的时候深思熟虑的权力。诺维科夫行使了这一权力。”也写了卑劣，处事圆滑得体的官僚格特马诺夫前一刻亲吻诺维科夫的嘴唇激动地说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当天晚上就密报诺维科夫违背军令。而最最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什么？高尚者完败，卑劣者得势，这才是最大的悲剧，这远比一个战役的得失和一个政治路线的成败更为接近一个时代的核心，在大清洗，在文化大革命中发生了无数这样的事情，那么为什么一个完美的制度让人们没有选择？如果一个制度不能激发、顺应人们的善，那么它就不是完美的，甚至，它不是好的。维克托说“我以为，我们还谈不上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不仅仅是在于重工业。社会主义首先要有凭良心的权利。剥夺人的凭良心的权利，是非常可怕的。”

  曾经有人说，只有苏联这个国家才会产生这样的作品，的确，二战，犹太人集中营，古拉格劳改营，大清洗，苏联人民经历了一切。而记录这样的历史，记录在这样的年代生活着与生存着的人民，就是格罗斯曼们的责任，也由此才诞生了这20世纪最伟大的作品。俄罗斯这个以斯拉夫人为主的民族，7世纪时在一片混乱与落后中请来了维京人立国并建立了基辅罗斯，但是在国教上最终选择了东正教，也多少因此俄罗斯人心中一直有着弥赛亚情节。十三世纪蒙古攻入基辅罗斯，并统治了长达三个世纪，这三个世纪对俄罗斯影响深远，其中之一就是隔绝了与欧洲的交流，错过了文艺复兴。之后从彼得大帝到普京，尽管一直在努力脱亚入欧，但俄罗斯从未真正融入欧洲。直接由封建社会一步进入共产主义，深厚的弥赛亚情节，对文艺复兴人文精神的缺失种种原因导致了对强人政治的幻想和极权主义的基础。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格罗斯曼用人生中最后的一部作品来记录和反思，他诠释《布拉格精神》的的作者伊凡克里玛说过的话：“ 让我们记住，伟大的文学的责任在于两个词，创造与良心。”

  本书的译者力冈，在反右倾和文革中两次被打成右派下放，在文革后才有机会教书和翻译，《生活与命运》在国内第一次出版于1989年，力冈在当年10月写的译者序中写道：“译过这部作品之后，才懂得了：原来最深刻的道理也就是最朴素、最简单的道理。比如，一个国家与政党是不是进步的，要看是否能提高人民的生活，是否能最大限度地保障人民的自由。这个道理多么朴素、多么简单！如果一个政党是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的，而不是实际的法西斯独裁者的话，是不应该压制不同意见的。人民的天下，人民可以对任何问题进行随意的探讨，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个人以为，时隔二十多年这依然是对本书的最好的注释，对译者致以敬意。在二战和战胜反法西斯70年后的今天，在和平年代GDP保7人们生活蒸蒸日上奔小康的这里，我们依然要提出这个问题：人失去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

• 快速阅读《生存与命运》的方法：一家三线三论点

  作者：PaulForReading 发布时间：2016-01-29 23:19:13

  这是一本复杂的书，想要快速读懂它并不容易，因为：

  1. 人物众多。据说描写超过160个人（梁文道语）

  2. 场景恢宏。涉及到斯大林格勒战役的前线、后方、德国集中营等多个场景。

  3. 篇幅大。严永兴版913页，力冈版有894页，都是掷地有声的砖头书。

  所以呢，得抓重点，才能快速读懂，我总结的重点就是：一家三线三论点。

  一家：即沙波什尼科娃一家。这一家子上下三代、出场人物接近20个。这些人或者亲为故事主角，或者作为故事引子而引出别人的故事，基本上把俄国场景上发生的几十个大大小小事件给串起来了。所以记住这些人的关系对搞懂故事绝对有用。我读的时候就做了一张关系图（图一）出来，时时翻看，现分享给大家。

  三线：即三大主线故事。这本书一共有三个主线故事：战争的故事、物理研究的故事和德国集中营的故事。这三个故事是要格外注意的，是作者的重点描写对象、也是作者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的起点，所以碰到这些主线故事，就得认真阅读啦。

  另外，这本书除了这三大主线故事，还有很多独立的小故事，这些小故事或者表达亲情、爱情、友情，或者表达某些生活场景和战争场景，有思想有情节，也煞是好看。为大家不至于错过其中精彩的地方，我也做了一张图（图二），把每个人的故事都标了出来，黑色框的为主线故事，白色框为好看的小故事。

  三论点：这么多的故事，其实还有一根思想的线把它们串在一起，作者写这本书的意图除了要记录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其实还要借此表达他的思想。若要挑一个词代表作者的思想，那么就是：自由。具体说来有三个论点：

  1. 生命在于自由：每个人能按照自己的方式活着的自由，而不是被迫过上只有一个行为和思想模式的生活。

  2. 德国纳粹主义和苏联共产主义在很多方面是一样的。这是一个新颖的、饱受争议的观点，第一次看到肯定会有思想冲击的。

  3. 只有人类最原始、最单纯的善心才能拯救人类，而战争、基督教、德国国家社会主义、苏联社会主义都不行。

  作者的思想通过各种形式来表达的，有的借助故事情节，有些借助某个人物说出来，有些则直接议论和表明。无论那种，都表达清晰、有逻辑有条理（包括那份所谓精神病人的手稿）、浅显易懂（毕竟不是哲学）、震撼人心。

  当你记住以上观点再去阅读故事，你就会发现很多伏笔，发现很多嘲讽，而很多不通顺的地方都能理解了。

  其实我看这书，关注最多的就是思想部分，情节反而次之，下次详细给大家汇报一下这部分内容。<图片1>

  

  人物和故事

• “像大地一样辽阔长久的是痛苦”——刘文飞谈《生活与命运》

  作者：到灯塔去 发布时间：2015-12-04 09:56:54

  理想国版格罗斯曼《生活与命运》新书沙龙

  2015年9月26日

  单向空间大悦城店

  主讲人：刘文飞，中国社科院外文所研究员、俄罗斯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社科院长城学者，美国耶鲁大学富布赖特学者，俄罗斯利哈乔夫奖、俄罗斯人民友谊勋章获得者。

  一

          老实说，刚收到这本《生活与命运》的时候，我心里还是发怵的。这么厚一本，要看多长时间才能看得完。现在生活节奏这么快，大家都要看网上的小说。这本有六十多万字的小说，我看了一个星期。正因为这本书的篇幅太大，可能有必要做一点解释。好在这本书已经有三个序言，大家买到书以后看一看序言，应该也会有所了解。

          有心的读者在读一本书的时候，看前言、后记、译序或者读后感，是非常有用的。就像去公园或者景点，就是缩微的导游图。读了序言以后，我产生了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我们在读外国文学作品的时候——其中也包括俄苏文学作品，到底应该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视角，从哪个角度读这个作品？

          在很长一段时间之前，也就是在五六十年代，我们读苏联文学。七十年代，我们就不读书了，所有的书就不读了。我们回过头想想为什么要读那些书，而不是其他书，实际上我们在受一种东西影响，也就是受苏联人的影响。我们的阅读趣味是完全被苏联人所左右的。到了我上研究生的时候，所里开学术研讨，还经常听老一代学者说这样的话：人家苏联人都这样说了，你还有什么疑问的吗？在当时的语境下说这个完全是对的。但现在想想，苏联人关于苏联文学的认识，能完全取代我们对苏联文学的理解吗？如果我们的阅读取舍完全跟苏联人的味道一样，这个问题是很大的。

          回到序言上，梁文道先生是我非常尊重的，他对中国的读书界、文化界做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他的序言，我读了非常感动。但是当我读到第三篇序言的时候，也就是罗伯特•钱德勒写的英文导读，我很惊讶地发现两个序中相同的东西太多了。梁文道先生肯定这本书，基本上所有的出发点、角度，跟钱德勒是一样的，甚至包括举的一些例子，比如书被逮捕了，作者却获得了人身自由，比如斯大林格勒巷战，一个苏军战士和一个德军战士被炮弹逼到弹坑里的故事，还有灭绝营毒气室的例子。我不是说梁先生的序言不好，而是梁先生说这本书好，这本书的价值，居然跟西方的读者是一种口径。

          我们最近研究俄罗斯文学发现，往往在西方受到追捧的俄语作品，我们国家才开始认，比如巴赫金、布罗茨基。这不是没有道理的。西方有一大批具有深厚人文造诣、深刻辨别能力的知识分子，因为西方自由身份的知识分子已经有好几代人，他们在美国充满自由精神的大学里，确实有趣味，有认知和辨别真伪的能力，他们的选择往往是对的。但他们的选择就能代替我们的选择吗？我们阅读俄罗斯文学作品，以前听苏联人的，现在听西方人的，他们读什么，我们就读什么。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些问题的。

          苏珊•桑塔格有一天在伦敦街头逛旧书店，突然看到一本很薄的小书。西方人当时都不知道作者的名字，他叫茨普金，小说的名字叫《巴登夏日》。她在读了小说以后，都不知道作者是谁。但她很快就下了判断，说这可能是二十世纪最好的一部俄语小说，她还不说是“之一”。她就在纽约找地方把它出版了，然后这本书引起了极大轰动。我们当然没有桑塔格这种眼力和文化的影响力，但是，这样的事情我们不妨去做。可能别人注意不到的作品，我偏要说这是二十世纪一部伟大的作品；别人都读的，我反倒要看一看是不是真像他说的那样好。中国的知识分子可能暂时不能影响全世界的阅读人口，但这应该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当然这也很难，因为中国知识分子的集团很松散，没有相对统一和一致的价值体系，你对别人产生影响就不是集团的力量。这是我们很期望的久远的理想。不管是读者，还是学者、作家，恐怕要开始有这样的意识。对包括俄语文学在内的外国文学、外国人文著作的接受，我们有时候要多一点自主意识。

  二

          关于《生活与命运》有一句最有力的评价，也是中国的出版者最愿意听到的一句话，就是“《生活和命运》是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战争与和平》在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如果有一部作品可以跟它并列，我想没有更好的广告词。

          有人会说，有些作家很会找概念，比如“战争”与“和平”。我在一个地方讲过这部作品，谈到“战争”与“和平”是整个人类生活仅有的两种状态，不是打仗，就是和平。过完日子打仗，打完仗再过日子。“生活”与“命运”也是一样，也具有非常高度的概括性。生活是个体的，命运是你在生活中遇到了什么，是高度抽象化、概括化的题目。《生活与命运》、《战争与和平》这种书名本身就具有非常强烈的史诗意味，我想在这两部作品之后，作家已经很难找到更好的长篇史诗的名字。

          把这两部作品放在一起，确实有太多可比的地方。首先，题目本身都是很史诗化的；其次，都是以现实主义手法写一场战争。《战争与和平》写的是1812年反拿破仑的战争。《生活与命运》写的是1942年苏联人反对希特勒的战争。在苏联历史上，只有两次战争前面是加上两个限定词的，一个是“伟大的”，一个是“卫国的”。这两次战争都被称作“伟大的卫国战争”。两部作品分别以这两次战争为对象，结构和写法很相近，都是现实主义的手法，都是很全景的，从前线写到后方，从家庭写到个人，来回交织的。人物也很多，《战争与和平》有八百多个人，《生活与命运》也有五百多个人物。这个作品主要是写的一个家族，《战争与和平》写的是四大家族。以前有人比较过《战争与和平》和《红楼梦》，为什么是四大家族，为什么不是三个，或者两个。我们做过比较，如果只有两个家族，只有相互之间的来回，三个家族也许可以形成三角恋爱，但关系依然是恒定的，但如果是四个家族，可以延伸很多线索。要写长篇小说，“四”几乎是必须要做的。《生活与命运》主要写了一个家族。但大家别忘了，它写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一个主线索下有四个分线索，可以来回交叉。小女儿除了丈夫之外还有情人，线索又很多。

          总之一句话，这两部作品有很多相像之处。但是如果太多地比较两部作品相近的地方，反倒会屏蔽中间的差异。一个作品在另外一个作品之后还能成为名著，一定是它有不同于那部作品的地方。如果写得和《战争与和平》一模一样，第二部《战争与和平》是没有意义的。作家也是一样，你像那个作家一样伟大可以，但如果写得一模一样，第二个作家是没有意义的。

          说到两部作品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是在基调上。《战争与和平》是弘扬俄罗斯民族精神的颂歌，是很正面的史诗；《生活与命运》主要是悲剧的史诗。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调性上的差异，我们当然可以找出很多原因。

          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的时候是三十多岁的壮年，按现在的标准来看是青年。格罗斯曼写《生活与命运》的时候是五六十岁，实际是他最后一部作品。而《战争与和平》是托尔斯泰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长篇小说。在不同的年龄段，人写出来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另外，格罗斯曼写的是比较近的历史，对刚刚过去的现实必然带有反思和审视，更何况他写作的时候是在赫鲁晓夫“解冻”之后，而写作的主题是在“解冻”之前，他亲身体验的东西和后来要审视的东西之间有巨大的意识形态落差。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时，那场反拿破仑的卫国战争已经过去几十年，对它的正面评价几乎已成历史定论，无需他对战争的正义、战争中人的是非善恶再做评价，他的任务比格罗斯曼要轻松一些。

          当然，我想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这两个人的写作时空是不一样的。托尔斯泰写作的时候，姑且说他是一种自由写作的状态。格罗斯曼尽管已经处在“解冻”时期，但他心里一定会有一个强烈的体会：他是在做某种犯忌讳的事情。他写作的时候未必会想到他的作品一定可以马上出版，因为他那代人有很多都是为将来写作。这是两部作品不同的地方，它们的写作语境很不一样。

          过头来归纳一下，把《生活与命运》比作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这两部作品确实非常相像。我想它们的文学史意义若干年以后会越来越接近。现在还不能说《生活与命运》在文学史上的意义一定等同于《战争与和平》，但是它的文学史地位会逐渐走强。最后会不能达到《战争与和平》这种独一无二的地位，以后再看。需要强调的一点：对两部作品做比较的时候，不要被它的相同之处所屏蔽，还要注意中间的差异，这个差异可能是它更重要的存在意义。

  三

          我们知道格罗斯曼是一个犹太人，我们也知道他在苏联时期是很有名的作家，在卫国战争的时候做过随军记者。这部小说写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我看到俄国的材料上有一句话，说格罗斯曼“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随军记者，从斯大林格勒围困战的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一直是一个目击者。”这个是很厉害的。也就是说他小说中写到的这场战争，从第一天到最后一天，他一直在那个地方。大家不要忽视这一点。他写战争，所有的一切是他自己眼睛看到的，这一点跟托尔斯泰不一样。托尔斯泰写的战争是历史，而格罗斯曼写的是他自己亲历的。

          另外一点，关于格罗斯曼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东西。以前说他是苏联作家，现在可能会说他是Russian writer。不是我们这一行的人很快就把它翻译成“俄罗斯作家”，或者“俄国作家”。这里会有一个问题，因为他是犹太人（在俄国文学中，很多犹太作家不是特别强调自己的犹太身份，但《生活与命运》是一个例外，它完全是站出来大声疾呼的）。我们经常会说格罗斯曼是俄罗斯作家，“俄罗斯”在这里是民族的界定，事实上，Russian writer最好翻译成“俄语作家”，因为他用俄语写作。比如说布罗茨基得诺贝尔奖，是以美国公民的身份获得。所有人都说他是English essayist——他用英文写散文，但美国的教科书上仍然会写他是个Russian poet，我想这个地方绝对不应该翻译成“俄罗斯诗人”，应该是“俄语诗人”。他用英语写散文，用俄语写诗，他是一个美国公民。Russian也好，English也好，既有国家的含义，也有民族的含义，又有语言的含义。

          关于格罗斯曼的定位，钱德勒的序言引了文学理论家茨维坦•托多洛夫的一句话，说“格罗斯曼是苏联作家中唯一一个把身份变换成俄国作家的人”。“苏联作家”，英语是Soviet writer，西方人用Soviet这个词实际上是有某种贬义的，所谓Soviet writer，你不是真正的作家，是官方的意识形态的主旋律作家，苏联解体了你就没有价值了。Russian writer，尽管在苏联时期你也是作家，但现在我们依然承认你的作家身份。从Soviet writer变成Russian writer，托多洛夫认为格罗斯曼几乎是唯一。没有人说索尔仁尼琴是苏联作家，尽管他是苏联公民（当然他后来被剥夺公民权，这是另外一回事）。他是苏联人，但他不是苏联作家，在苏联时期他就是Russian writer。

          关于格罗斯曼的身份现在又出现一个新的问题，因为他出身和工作过的地方，现在属于乌克兰。乌克兰也有人说格罗斯曼是他们的作家，还有果戈理、布尔加科夫、奥斯特洛夫斯基，乌克兰人说以后写乌克兰文学史，要把这些人都写进去。他们根本不是俄罗斯作家，而是乌克兰作家。俄罗斯人就说，他虽然是乌克兰人，比如果戈理，但他住在彼得堡，他用俄语写作，他也是我们的。加重格罗斯曼身份复杂性的还有一个因素。也就是他当时出生的地方和他后来在莫斯科大学毕业以后回去工作过几年的地方处在乌克兰东部，也就是乌克兰已经宣布独立的地方，叫顿涅茨克。现在已经不承认它属于乌克兰了。我最近去日本开一个斯拉夫大会，顿涅茨克大学来的人都戴着国徽，到处说我们不是乌克兰人，我们是顿涅茨克人。我在网上很惊奇地看到一个东西，一张很小的照片——苏联人以前非常重视作家，一个作家如果在这个楼里住过，他死了以后就要给他在墙上做一个大理石的纪念牌，上面写几行字，说谁谁谁在这儿生活过，实际上是个小型的纪念碑了。这个顿涅茨克共和国，最近在格罗斯曼工作过的这家医院的墙上，已经做了这样一个纪念牌，上面写着：“著名作家瓦西里•格罗斯曼曾于1932-1933年在此工作。”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牌子？实际上他们已经开始要抢这个作家了：以后我这个国家顿涅茨克独立了，那他可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作家。

  四

          正如梁文道先生在序言中提到的，我想，读完这部作品以后，所有人都不可能没有一点震撼的原因，是其中提出的良心问题。作品写到两个国家的集中营，德国和苏联的。很多人说他是全世界揭露希特勒集中营的第一人。从时间上看，他看来也是揭露苏联集中营的第一个人。现在一般说到苏联的集中营文学，是说索尔仁尼琴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一天》是1962年出的，确实在《生活与命运》之前，但我们别忘了，1961年《生活与命运》就被抄没了，它在1960年就写完了，那个时候索尔仁尼琴还在梁赞当老师。

          但是赫鲁晓夫为什么没有批准这部作品出版，紧接着在第二年就批准了《一天》的出版？而且《一天》是投给《新世界》的，《生活与命运》是投给《旗》杂志，其实《新世界》比《旗》还要激进一些。当然我们可能觉得，《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可能更纯粹一些。其实《一天》在讨论出版的时候，政治局委员好多人都不同意，赫鲁晓夫拍板让政治局全部同意出版。特瓦多夫斯基还在回忆录中写到这个可笑的场面，说《新世界》杂志做了清样本的《一天》，政治局每个人都发了一本，蓝颜色的封面。出门的时候，每个政治局委员都夹一本这个小说出来，说第二天就要发表。

  格罗斯曼1960年的时候为什么会把这个作品公开投给一个官方杂志，而且还是比较正统的杂志？1961年2月，书稿被抄走了。9天以后，没有人来抓他，他就写了一封信给赫鲁晓夫。序言引用了其中几句话，我从网上找到了原文，因为序言中不是特别完整，我翻译出来了，他说：“我请求您还我的书以自由。我请求让编辑而非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特工来谈论我的书，来与我争论。我如今人身自由，可是我花费毕生心血写就的书却在坐牢，这种状态既无道理，也无意义。要知道此书是我写的，要知道我过去和现在都与此书不无关系。我仍然认为我写的是真相。我是怀着对人的爱和信仰写作此书的。我请求给我的书以自由。”

          看到这封信的语气，我能感觉到当时还是一个相当自由的社会。在他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一定揣摩到时代的脉搏。他觉得这写封信不会掉脑袋。我们看过索尔尼琴写给斯大林的信，也看过其他作家写给斯大林的信，但绝对不是这样的语气。凭这样写信的语气，是可以掉脑袋的。但1960年的时候已经不会了。所以格罗斯曼觉得作品在那个时候拿出来的可能性还是很大。从对苏联集中营的揭露来说，《生活与命运》跟《一天》差不多，为什么赫鲁晓夫没有选这本书，而是选了《一天》，恐怕还是有其他原因，或者是篇幅的原因，或者是因为格罗斯曼不仅写了斯大林，还写了更多的东西。苏联文学史中有很多这样的花絮或者典故。

          这本书最触动我的一个东西，是写到在两种极权制度下，人们都非常的顺从，顺从是从哪儿来的。这一段是让我非常震撼的：“在这个时期暴露出来的人类天性最惊人的一个特点就是顺从。有时候，前往行刑的地方要排很长的队，等待被杀的人就自动排队。有时候，等待受刑要从早晨等到深夜，在长长的炎热的一天中，已经知道这件事的母亲提前带着水和面包为儿子准备着。成千上万的无辜者感觉到自己快要被逮捕了，提前把衣服和手巾包好，提前和家里人告别。千百万人住在巨大的集中营里，这些集中营不仅是他们自己建造的，而且自己看守着。”极权制度限制人身自由不可怕，更可怕是限制精神的自由。我们可能会简单地说这是奴性。为什么到某一个历史时刻，某一种社会体制下，人就特别听话，任凭某些管理者为所欲为，这是大家要考虑的问题。格罗斯曼在苏德两边都看到同样的现象，但是他说，顺从也是不一样的，人在极端的情况下依然面临选择。人有选择的余地。他在里面举了两个例子，我认为代表了他为选择给出的答案。一是被俘的政治犯伊康尼科夫，是个托尔斯泰主义者，他宁愿自己被德军杀掉，绝对不参与毒气室的修建。他说谁要愿意修杀人的场所，谁就去修，但我不参与这个。第二个是索菲亚，书中一个非常感人的形象，她是一个医生，德国人把犹太人都抓起来送到灭绝营，说谁是医生谁就出列，这些人是不杀的。索菲亚从未做过母亲，她看到她一路上照顾的一个小男孩，她一直带着这个小孩一块儿走进毒气室，因为她觉得必须要有一个人陪着他一块儿死。当毒气慢慢渗出来的时候，她自言自语地说：“我做妈妈了。”她第一次感觉到了母爱。她也可以选择不进毒气室。她为了做一次妈妈，选择进了这个地方，而不去给纳粹做医生。这就是格罗斯曼举的最极端的选择的例子。我想这可能是这本书的主题，就是道德拷问。

          相比而言，我无疑更喜欢《生活与命运》，而不是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我是说我个人的趣味，而不是文学史的地位。如果让我归纳它的总体风格，我觉得就是抒情的悲剧的史诗。抒情和悲剧的东西在这里结合起来。一说到史诗，一定要有思想性和深刻性，这样的内容在书中非常多。在这些段落中，我们既能感觉到它的悲剧性，也能感觉到它的抒情性，也能感觉到它的史诗性。比如这几句：“大地是辽阔的，大地上的森林看去也是无边无际的，其实既能看到森林的头，又能看到森林的尾，可大地是无穷无尽的。像大地一样辽阔、一样长久的，是痛苦。”这是诗人的句子。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它是史诗？就是历史加诗歌，它给你这样的厚重感，又很抒情，又很悲壮，关于个体和宇宙的联系，善和恶、是和非的悖论，格罗斯曼都写得非常到位。

          小说中的一个主人公柳德米拉不知道儿子已经战死，她去探望的时候儿子已经埋到了坟地里了。她在坟头上待了一夜的时间，这是小说中最精彩的段落之一。格罗斯曼写这段的时候，无疑是把他自己的母亲带进去了，他母亲是被纳粹杀掉的。他一直对母亲的死特别愧疚，德军入侵的时候没有把她带出来，《生活与命运》这本书就是他献给母亲的。“在母亲的绝望中出现的那个世界，一时间冲破现实的桎梏、要取代现实的那个世界，又不见了。她的绝望好像变成了上帝，让儿子从坟墓里站起来，让空中布满新的星星。在过去的这几分钟里，世界上只有托里亚活着，其余的一切都有赖于他。但是，母亲的强大力量不能长久地使大量的人群、大海、道路、土地和城市服从死去的托里亚。”《生活与命运》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但格罗斯曼经常用现代派的手法，就像现代派诗歌，比如他会写到“钢铁的俄罗斯突然向西方走去”，会说“二十世纪杀死了她的母亲”。比如两位序言作者都写到一点，斯大林格勒（现在的伏尔加格勒）有一个纪念群雕，是世界上最大的室外雕塑《祖国母亲在召唤》，群雕上刻了一行字，钱德勒说没有人知道是格罗斯曼写的。这行字源于他当时写的战场报道：钢铁的风向他们的脸上吹去，他们依然往前走，德国人感到恐惧，这样的人是活的士兵，还是死人？这样一句话被标在雕塑入口的地方。这样的语言非常的现代派，不是托尔斯泰时期的语言。

          这本书的译者力冈是我的大学老师，当时教我们的文学选读课。现在想来，他到我们学校工作的时候，我已经上大二了，那个时候落实政策，属于最晚的一批。他自己告诉我们，俄罗斯文学他最喜欢的两种风格，一个是带有悲剧感，一个是带有抒情性。译者序言写得非常短，他提到，跟他翻译的《日瓦戈医生》相比，就深刻性来说，他认为这部作品厚重得多。在最后他写道，这部作品和《静静的顿河》是他个人最喜欢的作品。其实悲剧性和抒情性结合得最好的，在俄语文学史上有可能就是这两部作品。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翻译的话，我想中国的翻译家中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可以超过他。一个译者和作家一样，比较适应某一种风格。译得好的文学作品的译者往往有某些特定的对象。我想力冈能遇到这本书实际上是一个幸事。他有过被打成右派的经历，他当了那么长时间的反革命，他在翻这本书的时候，我想他跟一般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 梁文道-《生活与命运》新版序

  作者：菇先生 发布时间：2016-03-29 11:49:19

  《生活与命运》新版序

  文|梁文道

  1961年2月14日上午11点40分，克格勃(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派人闯入瓦西里·格罗斯曼的住宅，搜查一份书稿。结果他们不只带走了那本书的打字稿，还没收了和它相关的草稿和笔记，甚至就连打出这本书的打字机与碳纸都不放过，行动规格形同逮捕一个活人，只不过他们这次要逮捕的是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生活与命运》，后人管它叫“二十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格罗斯曼很清楚自己写了些什么，当初他投稿给杂志社的时候难道没料想到会有这样的结局吗?这是后来一些学者争论的细节问题，我们先且别管，还是回到 1961年情人节那场“逮捕”事件的现场，看看格罗斯曼事后的反应。他直接写了一封信给苏联最高领导赫鲁晓夫抗议：“有什么理由让我人身自由，却逮捕了这部我为之呈献生命的书?”

  当局似乎很在乎这位作者，历经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三朝而不倒的苏共意识形态大总管，人称“灰衣主教”的苏斯洛夫(Mikhail Suslov)亲自接见了他。以外表斯文谦逊、彬彬有礼而著称，但又深沉冷峻的苏斯洛夫这样子对格罗斯曼说：“我没有读过你这本小说，但我读了对它的评论和报告。……你为什么要把你的书加入到敌人对准我们的核武器当中?又何必让它引起大家关于苏维埃体制到底还有没有必要的讨论呢?……我可以直接告诉你，这本书在两三百年内都不可能有出版的机会。”

  一部前苏联禁书，这个身份多少就能决定一本小说的命运了。在上世纪的六十到八十年代，这个身份或许可以让一本书在所谓的“自由世界”受到许多关注，读者通常会期待能在里头读到铁幕背后冷酷悲惨的真相，同时间接确认了自己的幸运与幸福(好在我没活在那一边)。只不过禁书太多，能从“社会主义阵营”这边侥幸逃到另一边去的书也不少，其中只有几个例子可以赢得大名，获得最高声誉。例如《日瓦格医生》与《古拉格群岛》，它们都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尽管帕斯捷尔纳克最后被迫拒绝领奖)。

  问题是这样的背景也会反过来限制这类小说的生命。冷战结束，它们在很多读者眼中似乎就只剩下了历史见证的价值，别无其他。所以今天提起《古拉格群岛》和索尔仁尼琴，很多人都会露出一丝倦怠的神情，觉得那是本过时的书与一个过时的人。《日瓦格医生》更是可悲，因为后来的文档证明，它在西方的流行原来与美国中情局有些关系，被他们利用，当做冷战意识形态争战的兵器，于是无奈沾染上一层政治污迹。

  至于苏联这边就更不必提了，禁书自然是没人看得见的书(审查官员例外，他们大概是那个体制内读书最多见识最广的人)。苏联解体前后，虽然它们也曾火热过一阵，但很快就又被打回冷宫，因为“向钱看”的新一代实在没有太大兴趣去务虚地回顾历史，翻看那些昨天以前还没听过的书。所以曾经遭禁的文学，便和它们命运的对立面——那些得到最高当局赞赏，赢了“斯大林奖”的作品，奇诡地共同进入历史，都没有人要看了。事后，无论是在俄罗斯，西方，还是中国，苏联文学仿佛都成了一个几乎不存在的物事。尤其对俄罗斯以外的一般文学读者而言，俄语文学好像只到二十世纪初为止。少数诗人之外，整个苏联似乎没剩下几个值得重读的作者。以中国的历史背景来看，这种情况特别奇怪，因为俄语曾是我们的主要外语之一，沙俄和苏联文学更曾是社会上的主要读物;可今天，它却只是一排排被置放在书架顶层的蒙尘典籍，“小时代”的大时代遗物。

  所以《生活与命运》理应过时。一本前苏联禁书，书名土气(更像是十九世纪的产品)，翻译成中文近一千页，全书有名有姓的角色超过一百六十人;更要命的，格罗斯曼的文风竟带着一股扑面而来的“社会现实主义”气息。这本书，甚至连它出版的时机都不太对。1980年瑞士首现俄文原版，读者自然寥寥。1985年英译本面世，当年索尔仁尼琴在西方已经红到发黑，名声渐走下坡，大家很容易以为它只不过是《古拉格群岛》的小弟，所以只有一小圈子的人看过这本其实和《古拉格群岛》非常不同的大书。而大部分写书评的，在报刊做文化版的，甚至连瓦西里·格罗斯曼这个名字都没听过。这也难怪，此时已故的他，毕竟不是个有海外公众知名度的异见分子，没有活着流亡、被人宣传的机会。相反地，他在公众面前大概还算是个“体制内作家”呢，曾经入围“斯大林奖”决选名单，二战期间为《红星报》写的战地报道更是风靡全国，得到官方肯定。这类作家，英语世界又怎么会对他感兴趣呢?身为苏联“作协”成员，格罗斯曼那被压抑的后半生是沉默的，《生活与命运》的遭禁亦是同样沉默，国内没有人知晓，国外没有人声张，一切安静。比较奇特的是，和英文版同年面世的法文本，居然一度成为畅销书，我猜那是法国独特环境所致，他们那时大概还会稍稍关心苏联究竟是个极权体制还是共产主义天堂这种老问题。

  我在文字和电子媒体介绍书介绍了二十多年，很少遇到像《生活与命运》这样的作品，觉得推荐它是自己不能回避的道德义务。七八年前读到英文本之后就四处向人宣说，想它有机会在中文世界现身。终于到了去年，北京“理想国”愿意承担，重出这部不合时宜的巨著。“重出”，是因为编辑发现它原来早就有过中译，而且还有三种版本，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只是我孤陋无知而已。比如他们用做底本的这个版本，俄语文学翻译名家力冈先生手笔(另一个被人遗忘的名字，《日瓦格医生》与《静静的顿河》的译者)，原来的译名是《风雨人生》。力冈先生的译者序言成于1989年6月10日，最后一段话是非常直白的吁求：“亲爱的读者，读读这部作品吧!它使人清醒，使人觉悟，使人知道自己是一个人!使人知道怎样做一个人!”如此八十年代的笔致，写在八十年代的终点，这本书合该要在新时期的中国被人忘记。生不逢时，往往是许多好书被埋没的原因。《生活与命运》的三种中文译本全出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那两三年。当时，苏联解体已成事实，连带垮掉的还有几十年来的苏联文学;而中国这里，则一面是笼罩了整片大地的低气压，另一面是正在冒头的人欲春芽，自然没有多少人想去碰这一千页的大书，直觉它是苏联版的伤痕文学，会看得叫人呵欠连连。

  但是最近十年，它的命运却忽然逆转，一下子又复活过来了，西方每一个评论家都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并且纷纷奉上一本小说所能得到的最高赞誉，比如说“我用三个礼拜读完，再用三个礼拜复原，在那段日子里我几乎难以呼吸”(琳达·格兰特语)。

  第一个拿它和《战争与和平》相比的，并非“别有用心”的西方人(这说法来自豆瓣网上的一则短评，那则评论的作者很不屑西方世界对它的赞誉，认为其背后“别有用心”)，而是1988年俄文原版终于能在祖国出版之后的苏联评论界。当时就有人立刻宣告：“那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等待什么?当然就是等待另一本《战争与和平》。就像托翁为拿破仑入侵俄罗斯的战争写出了一部不朽巨著一样，更加惨烈悲壮的“卫国战争”当然也得配上同样伟大的作品。这几乎是他们自二战一结束之后就马上开始了的漫长期待，整个苏联文坛都在寻找接得下这份重担的候选者，好几代苏联作家也都努力地想要满足那份期望，于是一本大书接着一本大书地上市。只不过，它们似乎都还和《战争与和平》有点不小的距离。

  《生活与命运》堪比《战争与和平》，最表面的理由在于外形。都是写一场抵抗入侵的战争，都是人物众多、支线庞杂的大书，都以一个家族当做轴线，都是全景式的鸟瞰神目，都在虚构叙述当中夹杂议论沉思。但于我看来，格罗斯曼之所以无愧于前人，是他细致地写出了“战争”与“和平”这两种极端不同的状态，以及连接它们彼此的微妙联系;又在这战争与和平的双重境况当中，几乎让我们看到了苏联社会的全部细节。从斯大林、赫鲁晓夫这等史上留名的大人物(其中甚至还有一段关于希特勒的难忘描绘)，一直到大草原上的牧民与农夫;从前线红军在漫天炮火当中的日夜生活，一直到后方官僚体系的具体运作;这个帝国的每一条神经线乃至它最最末梢的毛细血管，全都被格罗斯曼一根根挑选出来耐心检视。

  当然，那是战争，就算离战火最远的地方(例如西伯利亚深处的集中营)，也很难不受战事影响。所以“战争”与“和平”这两种状态的比对，只不过是个方便说法;可是，我又分明看到了格罗斯曼刻意分别塑造这两种状态的用心。在他笔下，相对安全平静的后方有时候竟比斯大林格勒战线上的最前锋还危险。因为后方的人或许有床可睡，但睡不安稳;或许有饭可吃，但食不下咽。因为他们要担心自己说过的每一句话，生怕犯错;他们要留意权力的走向，以免一不小心走上“邪路”。战壕里的士兵则不然，由于不晓得今晚是否人生在世的最后一夜，反而因此坦荡，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便连人际关系也都简单了许多，回复到它最该有的本然面目，喜怒哀乐尽皆自然无碍。夸张点讲，在格罗斯曼笔下，战场上的人居然活得更加像人。

  没错，战争“矫正”了很多事情。一个军人的履历表变了，评价他的标准不再是他家有没有出过托洛茨基主义者，父母是不是孟什维克分子;而是他开枪开得够不够准，面对敌军轰炸的时候又够不够冷静。身经百战的老将被人从集中营里放了出来，因为会不会带兵在这时刻要比他在政治上的关系要紧;一个见过大场面的老兵可以放胆批评集体农场的失败，因为同袍现在只在乎他对敌方下一枚袭来炮弹路线的判断。

  后方，那片相对平静的大地却还是处在苏联式的“正常”当中。例如主角之一的维克托，他和一群物理学家同事偶尔会在夜话之中趁着酒意胡说，指点江山，开开斯大林的玩笑(斯大林同志太伟大了，他比牛顿更早发现地心引力的作用)，批评当局的文艺政策(什么叫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它就是党和国家的魔镜，每当党和国家问它世界上谁最正确最伟大，它就会说：你，你，你)。但散伙之后，在回家的路上，刚刚还在一起笑闹的A会别具深意地提醒维克托：为什么B能那么大胆说话?你不觉得奇怪吗?当年大清洗的时候他也被捕，但没几个月就放了回来，那时可没有人回得了呀。再过几天，反过来又轮到B对他发出警告：你得留意A，有人说他和上头的关系非比寻常……

  当时维克托研究的是至关重大的核分裂问题(其原型可能是“氢弹之父”萨哈罗夫)，他的成果一开始备受赞赏，同事们对他既热情又友好，觉得他是个天才。可是自从上头派来了一个新领导，情况马上就两样了。新领导批评他这个犹太人过度夸大同裔爱因斯坦的成就(别忘记斯大林的政策也是反犹的)，指责他在政治上不够合群，甚至使他逐步陷入险境。于是共事多年的朋友渐渐翻脸，在路上碰见会假装不熟，在他缺席的会议上替他检讨鸡毛蒜皮般的过错。就算他那曾被大家夸誉的研究成果，也不知怎的突然显得漏洞百出，无关痛痒。维克托自此孤立，变得更加激愤，勇气也跟着大了不少，随时预备慷慨就义，为他所相信的真理献身。

  然而，某天下午，正当他在家准备被逮捕的时候，电话响了。“您好，施特鲁姆同志。”这声音太耳熟了，就是那把大家常常能在电台广播上听见的声音，维克托呆了一呆，心想莫非是有人恶作剧。不会吧?谁敢开这样的玩笑?于是维克托·施特鲁姆严肃地回答：“您好，斯大林同志。”他一边说一边惊讶，“不大相信这是他在电话里说这种不可思议的话”。几分钟过后，斯大林在电话另一端留下了一句神谕般的告别语：“再见，施特鲁姆同志，祝您研究顺利。”

  既得神谕，世界遂因此美丽。“维克托原以为，那些拼命整他的人见到他会不好意思的，但是在他来研究所的那一天，他们却高高兴兴地和他打招呼，对直地看着他的眼睛，那目光充满了诚意和友情。特别使人惊异的是，这些人的确很真诚，他们现在的确对维克托一片好意。”他又变回了那个天才物理学家，一切以往很复杂很麻烦的事情现在办起来都很容易了(格罗斯曼不忘评述，说这也是“官僚主义”的特点，平常可以让最简单的小事寸步难行;但在需要集中精力办大事的时候，却又能飞快完成最困难的任务)。他有了专用汽车，他每一句冷笑话都变得那么好笑。就连他的太太上街买东西，前几个星期装作不认识她的妇女也都忽然变得热情温暖。

  更甚的是，他还发现大家原来都有很“人情味”的一面，党委书记原来喜欢在黎明时分钓鱼，有同事收养了一个有病的西班牙孩子，另一个同事则以在这冷寒之地种植仙人掌为乐。他心想：“啊，这些人实在不是多么坏。每个人都有人情味儿。”是斯大林的一通电话，使他看见了每个人最可爱最私密的那一面;是那通电话使大家愿意在他面前展演人性。维克托现在是所有人的好朋友了。

  不久之后，英国报刊批评苏联当局冤屈几个医生，指控他们毒杀大作家高尔基。不愤西方媒体抹黑，苏联科学界动员各个单位“自发”联署抗议，维克托所在的这个研究所也不例外，他的领导极力邀请他带头在一份声明上头签名。可是在维克托看来，那份声明分明就是错的，它诽谤了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曾经对自己家庭有恩的好医生。他觉得英国人批评得没错，苏联确实构陷了一个他自己认识的声誉卓著的医学教授。违心害人，这真是维克托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事。才几个星期之前，他连以死明志的心都有，这时应该更不必担心。可一碰到领导和同事们的殷恳目光，“他感触到伟大国家的亲切气息，他没有力量投身寒冷的黑渊……今天他没有，实在没有力量。使他就范的不是恐惧，而是另外一种消磨力量的温顺感情”。出于人性对人际温情的真实需要，而非从天而降的特权与待遇，他开始内心交战，试图说服自己：反正几个被告自己也在法庭上认了罪，我现在加入指控他们又有什么不对呢?反正我也改变不了什么。道理一想通，维克托便掏出了自来水笔，在这份声明签下自己的名字。

  今日局外幸运儿，常常不能理解政治高压底下的生活，不明白一个人为什么妥协，为什么要出卖别人，又为什么会出卖自己。于是我们总是如此简易地断定，那是出于恐惧，不够勇气，又或者图谋利益，舍不得悬在头上的萝卜。格罗斯曼却在读者面前展开了复杂的道德处境，让我们发现是非抉择的艰难。维克托昧着良心签署那份害人声明，便不是为了刚刚到手的特权与地位，也不是因为害怕自己会受到惩罚。他的动机，其实只不过是至简单的人性需要罢了;那就是他人的温暖认同，一种被友侪围绕的感觉。

  同样的需要，到了战场上头，却能变化出荒谬可笑，但又分外残酷的戏剧，例如一个苏联士兵被炸弹的威力埋进战壕，侥幸不死，并于黑暗中触及另一具温暖的身体，于是本能地紧紧握住对方的手。两个陌生人便借此慰藉那不可言喻的惊恐，都直觉对方一定是生死与共的同袍。过了一会儿，地面上稍稍平静，他们奋力拨开顶上瓦砾，让光线照进坑洞，这个红军战士才发现自己的错误。刚刚和自己那么亲密的伙伴，竟然是个死敌德军。怎么办?立刻翻脸动手?不，他俩尴尬无言，很有默契、很安静地各自爬出洞口，一边四处张望环境，一边提心吊胆朝着己方阵营遁走。亲身经历过战场诸种奇诡的格罗斯曼解释：他们不怕对方在背后开枪，只怕自己的战友看见之前的情景，一报上去这可能就是通敌叛国的死罪了。

  没错，这两个正在交战的国家是相似的，至少在令自己人恐惧这一点上。

  透过一位审问犯人的纳粹党官之口，格罗斯曼对苏联这场伟大的卫国战争做出了一个最大不讳的宏观判断。原来正邪如此分明的战事，骨子里居然是两个极权体制之间的斗争。那个很懂得心战技巧的纳粹，不断逼着被俘的资深苏共党员承认，他俩其实是镜面的两端：两边都有伟大的领袖，两边都宣称自己拥占了至高无上的真理，两边都把无数人的牺牲当成实现真理的代价，两边都为此培养出了一大批最忠诚最具党性的信徒—例如坐在审讯桌两端的这两个人。

  若是如此，这场仗又还有什么意义呢?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然刍狗般的士兵却不能接受自己的生命无谓，他们必须相信自己站在正义的那一边，相信自己的死亡背后别有高远的价值。所以，经历过不自由生活的军人会认为自己正在为即将到来的自由而战，只要打败眼前的德军，不只国土和民族会得到保存，甚至就连苏联也都可能会变成一个更加美好的国度。既然这是一场关乎自由及解放的战争，所以在作战交火的这一刻，他们就得亲身践行自由。所以在描写战场的章节里，格罗斯曼时时将视角沉降到沙土飞扬的地面，在一阵阵爆炸声响之间，在一串串从头上掠过的子弹丛中，使读者看见一个个士兵如何在最接近死亡的那一刹那裸呈出人的根本。

  尤其是书中那有名的“6—1号楼”，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德占区中的最后一个据点，就好比淞沪会战当中的四行仓库，一小队战士勇敢地守住了这个残破的建筑，拼死抵挡德军火网包围。这一段故事大可谱成一曲最典型的壮烈史诗。然而格罗斯曼毕竟是格罗斯曼，他的重点不是脸谱化的英雄，而是一组各有偏好各有性格的活人。例如原本从事建筑工程的工兵队队长，他的任务从过去的修盖房子变成了拆毁敌阵当中的建筑，于是“很需要思考思考这种不寻常的转变”。步兵指挥官战前则在音乐学院学声乐，“有时他在夜里悄悄走到德国人盘踞的楼房跟前唱起来，有时唱《春天的气息，不要把我惊醒》，有时唱一段连斯基咏叹调”。这组人会在开枪和躲子弹的空当咒骂食物的贫乏，争论选择女子的关键(“我认为姑娘的胸脯是最要紧的”)，乃至于“外星世界有没有苏维埃政权”等各式各样的古怪话题。说着说着，他们还会讲出一些后方“和平”世界连想都不敢想的话：“不能把人当绵羊来领导。列宁那样聪明，就连他也不懂得这一点。所以要革命，为的就是不要任何人领导人。”这座楼是前线中的前线，每一个人都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看到第二天的日出，所以它反而也是全书最自由、最有生命力的世界。难怪苏军战线指挥部特地派来的政委(他们担心这个阵地的政治思想会走偏，所以命令一个政委冒着弹雨偷偷潜进指导)，能在这里头发现危险的气息。曾在那座楼里和这些不正常的正常人并肩作战过的幸存士兵，则会事后慨叹：如果不认识这些人，生活还“能算是生活吗”?

  不要以为格罗斯曼的战争与和平就是美化战争，挖苦和平。不，没有几个作家会比他更了解战争的无情。色彩这么丰富的“6—1号楼”竟然转眼就在地平线上消失了，没有临终遗言，也没有英雄面向镜头的最后笑容，十来二十个鲜明人物就此消失在几行不到的文字里头。这是格罗斯曼杀死他大部分角色的办法，说走就走。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那可全是行进中的漂亮生命呀?且再引一次琳达·格兰特(Linda Grant)的评语：“那是因为生命本来如此。”又或者木心先生更漂亮的一句名言：“我所见的生命，都只是行过，无所谓完成。”

  和平也好，战争也好，在《生活与命运》里头皆是人类生存的严苛背景。斯大林与希特勒治下的和平扭曲了人性，两个体制之间的战争却变态地解放了人性，这岂不荒谬?是的，格罗斯曼的二十世纪就是这样荒谬，托尔斯泰式的“正能量”几乎没有一点存在的机会。

  世界如此冷酷。一个私底下对国家政策有很多怨言的宣传人员，会在报纸评论上头指出，集体化政策之所以出现饥饿状况，是因为部分富农故意藏起粮食把自己饿死，好恶毒地抹黑国家。一个才瞎了双眼没多久的伤兵，退到后方医院，他在公共汽车站前请人帮忙登车，那些平时可能很懂得爱国爱军的平民百姓，却在车来的时刻自顾自地推挤拥上，不只不理会他，而且还把他撞倒在地上。他“用鸟叫般的声音叫喊起来。他的帽子歪到了一边，无可奈何地摇晃着棍子，他那一双瞎眼，大概也清楚地看见了自己的窘境”。盲人拿棍子敲打着空中，站在那里又哭又叫。一个瞎子，就这样被大家留在这片雪地。而伤兵医院里边，一个母亲终于找到了儿子，她对着尸体小声说话，怕他着凉还替他盖好被子。所有人都对她的平静感到惊讶，却不知道这“就好像老猫找到已死的小猫，又高兴，又拿舌头舔”。一个热心善良的德国老太太在俄国住了一辈子，这时却被当做敌方间谍带走，向当局诬陷她的其实就是她的邻居，可能是为了趁机霸占她的屋子。她的邻居不只不替她说话，而且还有意无意地用开水烫伤老奶奶留下来的猫，不久之后它也死了。一个一心向上的领导最喜欢关怀工人和农民的伙食，老在他们面前严词批评工厂厂长和地方干部，指责他们不真心为民服务。他的言语通俗“接地气”，甚至偶尔带点粗话，老百姓没有不喜欢的。可是一回到办公室，他却只谈数字和指标，要求下属削减群众的生活开支，提高工厂与农场的生产力。经过无数这样的细节之后，我还用得着说集中营里的惨况吗?就提一点好了，几个纳粹高官视察刚刚落成的毒气室，顺便在那四堵白墙之间举办晚宴。桌布上是浪漫的烛火与盛着红酒的玻璃杯，他们对着美食举杯祝贺最后方案的成功，似乎后来死在里头的几百万人真是破坏世界卫生的害虫。这是一个令人喘不过气的世界，在苏式社会现实主义背景下练笔长成的格罗斯曼，冷冷地一字字刻写，犹如照相。

  不过，就像潘多拉的盒子似的，格罗斯曼总能灵视般地在密不透风的铁箱内看见一点多余。好比他战时笔记里的这一段：“当你坐下来想要写些关于战争的东西的时候，很奇怪，你总是会发现纸上的空间不够。你写了坦克部队，写到了炮兵。但忽然间，又会记起一群蜜蜂如何在焚烧中的村庄上空飞舞。”这多出来的一点点，不只为他的直白书写抹上一股超自然的诗意，有时候还会替这个世界留下一点最后的希望。

  《生活与命运》里头最令大多数读者感动的一幕，当是医生索菲亚主动放弃了最后的求生窗口，好陪着萍水相逢的小男孩达维德走进毒气室，让这个天性喜欢动物的孩子不要孤单死去(他看见被杀的黄牛会哭，怀中总有一个养着蚕宝宝的火柴盒)。另一个同样脍炙人口的段落，是一名刚刚在地上看见儿子尸体的俄国太太，本来悲愤莫名，但在看着一个德军战俘走过的时候，却忘了报复，反而把手里的面包塞给那名瘦弱青年，就连她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这么做的原因。格罗斯曼管这类异常的善行做“人性的种子”;没有来由的、不起眼的种子。他说：“人类的历史不是善极力要战胜恶的搏斗，人类的历史是巨大的恶极力要辗碎人性的种子的搏斗。”

  书里这点点星火，一丝丝人性种子的芽苗，我忍不住坏心眼地怀疑它们其实是不是格罗斯曼的幻想。一个温柔的人不忍，于是文字成全。就像我曾在多年前介绍过的短篇《狗》，格罗斯曼为第一个被人类射上太空的实验狗“莱卡”写下了比现实美好得多的结局，让它回到地面，摇着尾巴回到饲养它的科学家身边，亲吻那双喂过它、摸过它，又把它送出大气层的手。这似乎是格罗斯曼的风格，常把想象力用在最悲伤的事情上头，在想象中陪伴孤独承受苦的生命，陪伴他，安慰他。这不是出于煽情，只是为了不忍。就像他在母亲死于德军手上的多年之后，写了一封寄给母亲的遗书，在那里面，他不停想象母亲最后时刻的情景，似乎自己就在她的身边。他甚至想到了妈妈生前见到的最后一个人，是否就是那个将会把她杀死的士兵。

  我的这种猜测，来自我对格罗斯曼这个人的一丁点理解。1961年冬天，他死前两三年，《生活与命运》已被当局收走，完全看不到出版希望;在那个体制之内，他的文学生命也已走到尽头，此时的他拖着病躯来到亚美尼亚旅游。一天，不知是胃癌影响，还是酒精作用，他在朋友的车上忽然腹绞，可生性害羞的他不好意思张扬，眼看就要上吐下泻，尊严尽丧。好在朋友半途停车加油，他趁机奔去厕所。事后，他在笔记里回忆：“我记得莫斯科的作家都不喜欢我，认为我是个失败者，是个可怜虫。他们说得对，我完全同意。不过，就这件事看来，我倒觉得自己还是很幸运的。”他的身子开始破损，他倾其一生的巨著被捕，他的朋友所余无几;他不知道以后人家会拿他和托尔斯泰相比，他不知道俄罗斯政府会在2013年公开交还前苏联带走的文稿，更不可能知道这本书会被俄罗斯电视台改编成收视率极高的电视剧。但他竟然还是觉得自己幸运，就只是因为他来得及上厕所。